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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堤2号门前自挂出了黄埔军校筹备处的牌子后，门里门外开始忙碌起来，人群络绎不绝。与此同时，市内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招生条件要求“明白主义”，学历上要求中学或相当于中学毕业，身体要求“强健”、无眼病、无肺病和性病。考试要求笔试口试，考试内容是作文、政治和数学。黄埔军校招生虽说是全国性的，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大。在国民党有一定影响的几个省份和地区，可以在《民国日报》上登几则启事。但在军阀盘踞的多数省份，却不能公开招生，甚至有的省份的军阀竟下令学生不得出省一步。那时的国民党组织松散，对在全国招生无能为力。眼看着各地报考工作要落空，孙中山焦急万分，廖仲恺急忙找到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召集在国民党中任职的中共党员谭平山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决定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名义向各地组织发电，冲破军阀障碍，挑选优秀分子赴广州应试。
军校筹建工作“头三脚”（2）
1924年，毛泽东在广州。帮助黄埔军校招收人才，最不遗余力的还有时年31岁的毛泽东，他精力过人，胆大心细。查阅《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第一至第四队详细调查表》，可见在学生亲笔填写的“入校介绍人”一栏中，有5名湖南学生的入校介绍人中都有毛泽东的名字，这5人是：新田县的蒋先云，耒阳县的伍文生和李汉藩，衡山县的赵楠，醴陵县的张际春（非后来的解放军第2野战军副政委张际春，两人同名同姓同乡，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的张际春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在苏联学习两年回国后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曾担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1933年病逝）。1924年3月，由毛泽东出面在军阀孙传芳的眼皮底下，在上海秘密组织了一个黄埔军校分考场。所谓分考场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各省份的考生先到这里集中，经过筛选，再赴广州参加总考。毛泽东在这里给许多人发放了路费和证明，送他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和轮船，多年后这些热血青年还记得，在送别的时刻，毛泽东都会说一句“让我们相会在广州”，都记得毛泽东在码头上那清瘦的身影和真诚的祝愿。
廖仲恺在1924年的题词筹备军校的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自然也就涉及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校长的人选。本来军校校长是由孙中山本人兼任的，但是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等原因，不适宜做具体的校务工作，于是最初决定让程潜担任校长一职，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谁知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对孙中山的这一安排大为不满。本来由孙中山任校长，蒋介石无话可说，但当孙中山透露出不兼任校长之职时，蒋介石则对校长一职志在必得，他耍起了政客的惯用手段。2月21日，蒋介石未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的同意，就宣布军校不办了，并擅自发给教职员离职津贴，企图解散筹委会。他写了一份辞职书，说“筹备处已移交廖仲恺先生代为交卸”，便不辞而别。孙中山与廖仲恺对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满。廖仲恺当即对筹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办黄埔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蒋介石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开罪于全党。”
蒋介石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职务后，擅自离开广州，跑到上海消极对抗。他给廖仲恺的信中托词说明他为什么要离广州回上海的原因：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绩不满，二是对廖仲恺的财政不满，三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不信任。另一方面，蒋介石又委托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明言他想当这个校长。
孙中山在蒋介石的辞职书上批复：“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为了不影响军校筹备工作的进程，2月23日，孙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恺兼理筹委会委员长之职，同时邀请邓演达、叶剑英等一道办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恺忠心耿耿，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同时竭力催促蒋介石回广州复职。孙中山后又电催蒋介石回粤复职，责问：“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恺也电催蒋介石南归，责令“毋负远来考者，以损党誉”。3月14日，蒋介石复函廖仲恺，表示不相信国共始终合作。对蒋介石的如此要挟，孙中山和廖仲恺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3月16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孙总理勉励同志文》，再次阐述联俄、联共的必要性。
为了切实做好招生工作，孙中山指示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入学试验委员会，仍公布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王伯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等9人为委员，经孙中山批准于3月21日成立。因当时蒋介石离职，指定李济深为代理委员长。
军校筹备工作日益繁忙，蒋介石却逍遥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一期间，廖仲恺连日电催蒋介石南归，3月26日询问：“归否？俾得自决。”表示作最后通知。3月30日蒋介石致电廖仲恺，借口怀疑军校经费不足，黄埔军校校党代表廖仲恺表示对军校失去信心。廖仲恺复电表示，经费不乏，尽可安心办学，惟请即来。然而，蒋介石未达目的，哪肯罢休，仍以种种理由不归，暗中也在四处探听孙中山对校长一职的安排。为了革命大业，孙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许崇智专程到奉化劝说蒋介石回校，并说明如果蒋介石再不回广州，军校之责就只好另请别人了。4月21日，蒋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况下，他这才重返广州。
军校筹建工作“头三脚”（3）
蒋介石回广州后，在未正式下达校长命令前，仍是对筹委会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筹措办校经费是一大困难，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质问廖仲恺：军校费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恺为使蒋放心，对他说：“军校款，弟不问支出，兄亦不问来源。”实际上，从筹备到办校，廖仲恺为解决军校经费问题，常常不得不以极大耐心同控制了广东财政收入的西南军阀交涉，甚至要跑到杨希闵的鸦片烟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够从他们霸占的税收中得到一点拨款。廖仲恺扶持军校的苦心，使师生深为感动，誉称他为“黄埔慈母”。同时参与军校筹备工作的叶剑英后来就此事评价说：“当时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军思想的是廖仲恺先生，而不是蒋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汇报》）
蒋介石不顾大局，闹个人意见，孙中山欲想换人，但权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于是想出了一个妥协而又明智的巧妙办法：决定让出校长一职给蒋介石，另设军校总理一职由自己亲任，仍位驾于校长之上，并设校党代表由廖仲恺担任，以制约校长。5月3日，签署了“特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任命；5月9日，签署了“特派廖仲恺为驻陆军军官学校中国国民党代表”的任命。
筹备处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开课，军校办事机构在黄埔岛正式开张，南堤筹委会改为军校驻省办事处。筹委会历时3个月，共召开筹备会议32次。这一时期，蒋介石在筹委会仅工作了很短的时筹办军官学校的报道间，许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恺负责筹划的。然而，蒋介石却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里面既有蒋介石的投机成分在内，也是由多种因素组合造成的这一历史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苏俄，造成了先入为主、舍其无人的态势，从而迫使孙中山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
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十分重视，他作为军校总理与校长、党代表3人组成校本部，这是军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校本部之下，除原设5个部外，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决定增设政治部。另设教官室主管战术训练工作。后又增设教育长一职。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为主任，张申府（当时是共产党员）为副主任；教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以王伯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为主任；军需部以周骏彦为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以宋荣昌为主任，李其芳为副主任；以何应钦为战术总教官。教育长则先后由胡谦、王伯龄、何应钦、邓演达等担任。后又增设参谋处，以钱大钧为处长。
黄埔军校以造就革命军干部为目的，所以教练部特别注意各级官长的人选，以作为学生的楷模。筹委会规定，凡是由各方举荐的人员，先填写履历表，再经过详细考察，然后任用。3月24日，军校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内举行下级干部考试，对各方举荐人员严格考察。各学生队分队长、副分队长则从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和西江讲武堂毕业生中挑选。筹委会负责人在对下级干部考试中讲话，赞扬他们来校为党牺牲的决心，要求本校教职员必须明了党纪、军纪及自己的地位和责任。建校筹备工作至4月1日基本结束。
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对创办黄埔军校给予大力支持。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创办军校的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规划黄埔军校。苏联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为黄埔军校派来了以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第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建工作，还给军校赠送了武器和经费。随后，苏联又派遣军事顾问团，团长加伦将军率领4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在黄埔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