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度沙汰僧尼，传入的密宗得到帝王的信任，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但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加上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在南方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当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寺院有免役免税之特权，百姓纷纷将手中田宅“献给”寺院，出家为僧或者卖身为奴，寺院乘机破坏均田制，扩充庄园，并且各地的寺院相互联合，又和当地豪强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磨等多方牟利。，南方尤其是如此，杭州城内的灵隐寺便是其中的翘楚。
范尼僧父亲为方丈时，趁兵荒马乱，侵吞土地，分割为各个庄园，并在庄园中组织僧兵，甚至出面通过为当时的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向其他寺庙征收度僧税钱，控制了江南东道、江南西道、淮南道近千余所寺庙的经济，手上的生意有贩卖粮食、木材、药材、陶器连当时极为犯禁的盐和铁都有沾手，已是当时东南排在前五的大财阀了。后来周宝为董昌所败，他父亲失却了靠山，为人所暗害，其他几个私生子都被人所杀，范尼僧平日机灵又勇力过人方才逃出一条性命，不敢呆在佛教势力猖獗的江南东道和西道，逃到淮南来想投入军中找一条生路，没想到今日还是露出马脚。说到这里他苦苦哀求吕方看在这些日子的情分上，让他留在军中，留一条生路。
吕方一边剃着牙缝，一边听着范尼僧的讲述，也不在意范尼僧不断窥视自己脸上阴晴的眼神，暗想：“没想到我国和尚里面也有这种野心家，我还以为只有朝鲜和日本的秃驴才这么不安分，那个灵隐寺分明是个日本一向宗的雏形嘛，只不过还在积聚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提出类似一向宗“不输不入”建立人间天国的政治口号。看来人心相同，只不过古代中国人民知识水平比较高，没有日本人那么好忽悠，搞邪教的总是上不了台面，明显他老爹迟早都是被人宰的肥羊的命。”
想到这里，他随口问了几句前世在网上看到的几个著名的佛家机锋，什么心动幡动之类的，那范尼僧惊讶的看着吕方，他听王佛儿说过，这指挥使原先不过是一家土豪赘婿出身，最多不过是挖泥巴的角色，擅长的是舞刀弄枪、打人闷棍，没想到谈论起禅理佛学倒是一套一套的，只不过脸上的笑容毫无半点高僧大德的摸样，让人说不出的讨厌。不过此时对方明显是考校自己学问，判断自己所说的是否实话的时候，赶紧竭尽胸中所学，说的天花乱坠，范尼僧神色庄重，口才便给，若不是腰间横刀，面前案上杯盘狼藉，倒是颇有几分高僧摸样。后来还从怀中摸出半块羊脂白玉来，范尼僧说这是那六祖慧能的遗物，乃是杭州灵隐寺方丈的信物，父亲被害前将这个由心腹交给自己。吕方把在手上把玩，那玉佩内部有一个“静”字，透过光看过去宛若天然生成一般，玉质温润无华，拿在手上透出一股暖意来。虽然吕方不懂这玩意，也看得出大有来历，乃是少有的宝物。
吕方把玩了半响，这才随手将那玉佩放入怀中，不顾范尼僧那肉痛的眼神，拍着他的肩膀笑道：“范兄弟不要多心了，这玉佩放在你那里不如放在某这里安全。某替你保管就是了，等那天你大仇得报，重登那方丈宝座，再物归原主便是了。”
那范尼僧苦笑道：“自从逃得性命以来，某已经万念俱灰，能够苟全性命与这乱世也就罢了，哪里还敢奢望报仇重登方丈的宝座。校尉你是不知道两浙寺院势力的庞大，盘根错节，现在的灵隐寺方丈了凡为钱缪筹款亿万，深得那钱缪的倚重，手中直领千余僧兵，刺客成群，可以指挥江南道乃至淮南南部的许多寺院，可以调动财富更是惊人，凭您想要将其铲除难入上青天呀。”
“那倒未必。”吕方随手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慢慢品尝，“区区一个和尚，并无朝廷庇佑，有这么多钱，这么大势力，对他怀有觊觎之心的人肯定不少，他若是在幕后不露出来闷声大发财也就罢了，可他现在什么生意都做，还兼并土地、蓄养刺客、训练僧兵，不知多少人想要他四，不过没有个由头罢了。钱缪对他也不过是暂时利用而已，淮南大军对两浙早有兼并之心，某借这个东风，莫说一个了凡，十个了凡也打发了。”说到这里，吕方随手将手中酒杯一掷，摔得粉碎。那范尼僧本也是个有野心的聪明人，只是连遭挫折有些心灰意冷而已，他把吕方的话咀嚼了几遍，听出其中的妙处来，心头大喜，赶紧拿了新酒盏给吕方加满，双手递上笑道：“某如能报杀父之仇，重登宝位，皆是将军所赐，那东南寺庙的财货，也不过是将军的私产而已。”说到这里，两人对视，已经有了默契，不禁仰头同声大笑起来。
淮南乱 第32章 两税法
第32章 两税法
两人谈的入巷，吕方细细询问昔日佛寺中的生意往来，没想到那范尼僧竟如数家珍，拿了些筷子折断了当做算筹，在桌上比划起来，从秋夏两税之时如何压价收谷到春荒时高价售卖，如何先赊售给蚕农们粮食材料，预先订购将要产出的蚕丝，欠收时乘机侵吞蚕农的土地；如何在海边向盐户私自收盐而向内地偷偷贩运销售等等，听得吕方额头直冒黑线，这人原来剥削起农民兄弟来还真是连吃人不吐骨头，若是和吕方同在前世，定然混的比吕方好上百倍。
原来范尼僧的父亲空海方丈野心极大，自任灵隐寺的方丈十五年，苦心经营，通过生意往来控制了杭州周围的大小寺院的财政，逐渐渗透到了人事权，后来趁周宝征收度僧税钱的机会，不但中饱私囊，而且乘机扶植其他寺院中支持自己的一派上位，使得两浙许多寺院之中主持皆为自己亲信，更小心培养几个私生子，想将自己手中的基业传给他们，这范尼僧便是其中之一，却不喜佛法，却和那算盘、竹筹颇为有缘，整日里便是琢磨的便是收贷放账、银钱买卖。空海倒是豁达，反正这方丈位子只有一个，若兄弟中有一人精于理财，也是一番好事，于是便将寺中财务悉交与范尼僧，那日事变之时他正在外地查账，才没如同其余兄弟一般死于非命。
吕方听到这里，心中暗喜，他前世的所受的教育里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军事不过是政治的一种事先手段等等话语已经是深入骨髓。然而他出身草根，身边多得是泥腿子、厮杀汉，现在没有地盘倒也罢了，眼看去了安仁义手下，一县之地是跑不掉的，至少是个百里侯，那手下定要一个班底来施政，这下天上掉下个范尼僧，吕方脸上没什么表现，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那范尼僧平日里身边都是些舞刀弄枪的粗汉，那天组织石炮队才是第一份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今日与上司谈起理财方面的事情，那上司不但不恼，反而兴致盎然，不时说一句还颇有见地，将平日里许多想不通透的事情一举豁然开朗，只觉得遇到了平生知己，恨不得一下子将平生所学一股脑子倒了出来。两人唤来婢女，倒来清茶，细细谈论先前提到的两税发的事情，原来唐朝中叶以后，均田制已经破坏无遗，朝廷赋税紧缺，租庸调制改为两税法。简单来说，租庸制对于农民来说有三项负担，租、庸、调，租是交公粮，因为根据井田制来说，有公田只说，后世假借公田租借给私人，政府收租，是以称为租，和授口分田相对应，一般来说一丁男有百亩交两石。而调就是根据所在地特产缴纳绢布或者麻布，一个人一年交绢布二丈、绵三两或者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就是给官府免费服劳役，一般一个丁口一年20天，如果不干活就按照一天三尺绢布的价格收取工钱，庸就是工钱的意思。
本来这个税负不重，问题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没有剩余土地来分给男丁了，可是这些税收是跟着人头跑的，就算实际户主的田地已经被其他人侵占，可税负还是在户主身上，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加上免费劳役往往无度，而且轻重不均，劳役的地点也经常远离农民的住处，路途上的而时间花费比劳役本身还多，农民的负担日益沉重。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林立，朝廷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可要花的钱越来越多，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纷纷抛弃田宅，卖身到有权荫户免税的达官贵人家中，称为朝廷户口之外的荫户。朝廷税收日益窘迫，于是德宗皇帝年间，宰相杨炎改革税制为两税法，其核心内容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翻译过来就是，首先制定预算，根据朝廷的支出来决定要收多少税。不管纳税人籍贯是哪里，现在住在哪里就按哪里收税，实际有多少财产、田地，便向田主收多少税，而不是根据原先书册里面所记录的丁口来收，对于商人也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来收税，以前的什么劳役、绢布等杂役全部取消，承认了普通百姓之间土地自由流通的现状，由于是在夏秋两季粮食收成的时候来收税，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在均田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的确让税收公平了些，但是两税法收的尺度是钱而不是粮食和布匹，所以农民在出售产品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受商人的盘剥，即使丰年也会出现“谷贱伤农”的状况，尤其唐德宗后出现了钱价上升的情况，无形之中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加糟糕的是两税法一开始是归并了所有的其他杂税在一起，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朝廷的支出不断增加，不得不加税，新的苛捐杂税又冒出来了，无形之中又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所以主持两税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