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吏和运送银钱或公物的人们有的可以用政府的运愉机构，用骡马驮运，南方可用木船，西北可用骆驼。官员们从北京往广州或四川成都，长途跋涉，常需一个月或六个星期，途中有官舍可以下榻。成百成千的文件就是经由这两种不同的网络，天天在路上递送，还有无数的事务人员忙于代笔、缮写、分类、传递、存放。如果除中国18 个行省之外，亚洲内陆有事，则更加文犊纷繁，皇帝和大臣们自然不会有很多休息时间。
满族统治者在操纵中国国内18 个省的官场方面手腕高明，他们为控制这个帝国的其他地区用不同的办法也毫不逊色。例如，当喇嘛教的改革派黄教在1400年后将其扩大到蒙古族时，原本受拉萨的达赖嗽嘛统治的西藏却变成蒙古世界的一部分。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蒙古，就像教主一样成为达赖喇嘛的保护人，而且在18 世纪三次派兵到拉萨去维护清朝的势力。同时，满族人还沿袭明朝让蒙古人互相分离而和平相处的高明办法。他们任命或批准任命所有蒙古的长官和亲王。各个部落组织成盟，分疆而治，界限严明，置各部落间的关系于严密监督之下，同时满族人在保护喇嘛教的过程中又维持了对蒙族部落政治的平衡。这就使成吉思汗不可能再度出现，也无人为统一蒙古进行征伐。
北京的统治者把满洲作为他们北方的狩猎地并保持着满族部落的风俗习惯。满族统治者很早就对蒙古和西藏进行统治。他们还要做的事，是完成对于东突厥斯坦的征服，那就是帕米尔高原以东，包括天山以北伊犁走廊的草原，和天山以南古代丝绸之路一带通往喀什、印度以至阿富汗去的沙澳水草地。伊犁地区原是西蒙古人的老家，1696年满族曾经将他们打败，而在18 世纪50 年代又不得不进驻和加以征服。满族人关注这条通过中亚细亚到西方的通道，继承了中国汉唐两个强大和扩张的朝代，它们沿着古代商旅路线向西伸张势力，直到罗马，后来到了欧洲。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对于北京的满族统治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是在蒙古和更前期朝代的征讨扩张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心保持他们的侧翼安全及统治不受干扰。清朝于18 世纪50 年代打败西部蒙古人之后，就紧紧扼守住喀什一带那些世界最高山岭环绕的塔里木盆地贸易城市了。
他们在这里碰上了对付伊斯兰教的问题。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在向西方经过北非进人西班牙时，同时也向东方延伸到亚洲。伊斯兰教徒在文化上同满族人的差异，比什么民族都大。伊斯兰教徒信教之诚笃，使他们遭受到各种宗派主义的严重打击，遭受到神圣战争中不仅反对非教徒也反对任何异教的打击。清朝对付喀什地区的办法是君临于他们所有统治的酋长教长之上 ，要他们一律臣服，把他们归并到行政首脑阶层中，承认他们的原职，并且授予他们特殊身份和特权。清朝还承认由清真寺执行的伊斯兰法律。清廷在全帝国内分别利用儒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灵活政略，是显而易见的。
外来统治的一个结果是建立了专制独裁的强大君主制。从以600年到1200年间，唐宋两代皇帝在位期间常让宰相当政，从元代起则是皇帝亲持国柄。当然，除了外族统治外，其他因素也有作用，例如政府问题多了，就需要中央来做决定。
不过满清的外族统治却产生了保守主义。满族接过明政权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沿袭旧制，只不过在他们的统治体系的关键处，插进一些满族成员而已。在这样的形势中，满族只是看到他们需要在哪方面抓紧时，才加以改革。作为外族人，他们到底不大能和中国普通百姓融和无间，只不过同他们统治阶层中的合作分子有较多的接近而已。
此外，在亚洲内陆方面，他们为了击败或控制那里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在战略上是全力以赴的。这就使他们忙于帝国的大陆方面事务，极少顾及海上及其对外贸易。原本是部落战士和管理人员的满族人，摇身一变成了农业中国的官僚统治者，他们同长江一带和东南沿海口岸生气勃勃的商贾格格不入。海上贸易和海军力量，他们是看不上的。他们对于企业家极少同情，不让他们自己的人做生意，谁去国外就惩办谁。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北京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管理同外国人的边境贸易。经管这方面的事，是通过中国的纳贡制度。外国统治者分称为番邦，以区别于国内的进贡者。内贡是中国行省每年献给朝廷定额的贡物，也包括当时周边的附属国如朝鲜和安南（今越南）在内。纳贡制度是中国以其无与争衡的商业资财的优越地位和吸引力为基础的防守性外交武器。近在咫尺的外邦统治者因恐中国军队侵入其领土，于是经常向北京纳贡，甚至亲自人觑，在往来文煤中习用汉字词语并采用中国的日历。他们派来的使节也磕头行礼，呈献礼品，皇帝则予回赠。结果是贡献和贸易几乎完全混在一起。明朝时代精明的中亚伊斯兰商人运货时用冒充运输他们主子的贡物将货物送到北京。在曼谷的华人米商，假充退罗国王的贡物把自己的货物用船运到北京。这时纳贡制已成为欧洲式外交平等互惠关系的一种绊脚石。1793 年英派特使马戛特尼公爵到中国打开外交关系，拒不磕头，但呈送了大批贵重礼品，1816 年他的后任阿默斯特公爵也是照样。
1800 年以后，欧洲人开始威胁中国，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接受儒教。过去征服中国的蛮族统治者改变了统治权而不改变其制度。欧洲人相信平等的主权国家的多元制，而中国天子则根据钦定的儒家学说统治天下。这一点就能捆住中国，不让它和外部世界的多元统治齐步前进，因为儒教社会是以皇帝为金字塔尖顶的寡头专制。事实上皇帝是残存到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古代统治者的最后一人，而且是不容侵犯他的一点权力的人。“理”胜过世上一切物质的“气”这一儒教原则，使得皇帝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孔子的根本设想是：所有人的（关于妇女以后再说）本性是好的，且有内在的意识。因此人是可以教育，能受感动的，特别是能因道德感化而做正确的事。第二个设想是：统治者的德行能引导人们接受和遵从他的权威。“以德治天下”的道理要求孔子式的统治者非常关心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很不喜欢有人批评，特别是书面的批评，因为那是比较难以消除的。皇帝不愿意有一个人批评他，而愿意每个人都和他同心同德，都来帮助提高他的形象；对上天，他是人间的至圣；对祖先，他是孝子，是至高无上的行政官，正义的主宰，是总司令，是文艺的护持者甚至实践者。最后，他是这样的“天下一人”； ― 其一举一动都使全人类和宇宙保持同一旋律。他必须是怎样一个人啊！
而做中国的皇帝，在日理万机之中，还须是一个最健康的人。“太阳国王”路易十四（1643 一1715年）年方5 岁即登宝座而使全欧为之咋舌，但他却自166l 年统治到马萨林枢机主教死了以后的1715 年。康熙皇帝8 岁登极，自1669年统治中国至1722 年。他的孙子乾隆为了不超过康熙的在位时间，统治到印岁让位，实际他继续执政了3 年，至1799年死去。这两个长达60年的君主任制，每个都5 倍于罗斯福总统的任期，给清朝的稳定打下了基础― 也许是过分了些。
专制皇帝乾隆修订了大型类书（百科全书），把全部中国文学编成36000卷的《 四库全书》 ，同时删去他认为不适当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玺盖在所有最伟大的绘画上，还发表了43000首诗和其他题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败达到极点。他65岁时过分喜爱一个相貌周正、年方25岁但贪婪无度的满族随身卫士和坤，很快将其任为宰相并把他的幼女嫁给他，建立了帝国系统的贪污机构。有组织的贪污使和坤大发横财，聚敛达15亿美元。这在1800年确是一个大数目。
乾隆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准，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他治下，国内长时期保持和平，人口实际增多一倍，而没有相应地扩充政府的行政机构。在他剿灭边疆叛乱的“十大武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9 年的（ 1795…1804年）“白莲教”起义。乾隆之治艰巨得令人难以为继，也难于让人清理。他的儿子嘉庆皇帝（ 1769…1820年）感到极为困难，到了道光时，国家简直内患重重。
要了解1821 年以后道光治下的情况，我们必须照例先简略看、一看早期西方观察家认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毕竟存在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就是我们以为发生过什么事。我们若不考察一下我们先人为主的看法便很难着手论述。所以让我们先看看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某些说明性的看法吧。
03 一些理论上的提法
“最早有人推断说，中国人起源于古代以色列“失踪了的部落”。从那以后，一代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都提出过他们自己的看法。那些世代相传下来的理论累积尽管空泛甚至无意识仍不免成为我们解释说明的“保留节目”。这是个现成的百宝囊。让我们最好看看大致的分类吧。
首先是传统的“例外论”，它强调中国和“西方”或外部世界间的差异，例如书写制度之不同。例外论是汉学家长期以来的口头禅。
第二是颇为相反的，也是现在人们极力肯定的“比较社会学”，它认为中国社会有和别的各种社会所共同的特点，诸如家族血缘关系。这种看法中有一种小的分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欧化”法，例如试图在中国找出欧洲史上各期的特征― 诸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还有另一非主流看法，即爱国的中国人努力从中国历史特征中找出可以和西方类比的事物― 例如加世纪初期有一个“中国文艺复兴”时期。所有这些提法的差别，都不在于中国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