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开这些暴力行为的说明外，中国悠久的历史影响仍是在环境中不可磨灭的：语言，文字，民间传说，政治惯例，商业的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这个实在情况却也说明现代化还存在严重的问题：例如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就需要创制一套法律体系。专家在他们业务部门内有了自主权，文艺作家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有了自主权，但仍然都受政府的限制。法律、教育和中国的自由主义，肯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前途，但不大会像西方的形式。2O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生活正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是在每一个人不可避免的对人际关系的依靠上，都可以看得见过去的瓜葛。这些看起来似乎是逃避官僚主义纠缠的惟一出路，可是亲朋故旧，加上腐败，也会使改革的努力受到掣肘。
每一个世代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过去和我们当前有关联的事呈现出来。人权和法律程序在美国已变成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以此作为现代化的标准并且发现中国比我们的缺点还多些―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我们会产生一种记忆错觉。我们以前对一个不大熟悉的国家做出过判断。
没有注释的话
这本书怎么没有注释呢？答案很简单：这里写注释，会引起误解、讨厌和不适当。会引起误解是因为我的话几乎没有一个特定的来源。列出一二部参考书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反而会漏掉其他的参考书。开出一个长长的参考书单，就等于抄一大堆目录，例是适合于做一篇博士论文。不仅如此，如果遗漏了一种主要著作，那就很令人讨厌，对于没有罗列出来的作者，显得不公道。总之，注释对于专家不适当，对于非专家又没有必要。
最后，拼凑这篇故事的乐趣是借便做出推测和也许不大恰当的比较。我不愿意让这种意想天开的话，叫人看起来似乎是根据一些无辜和认真的单行本作者以注释的形式列举出来的。泛泛而谈的著作总是不大精确；谈论的内容越广泛就越不精确。人们可以回顾一下，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 （十二卷）使多少读者着迷呀，但他论及专业的部分另当别论。
这部关于中国长期灾难、斗争和再生的个人记述，是我自己的“家酿”，虽然配料是从几百部别人的著作中提炼出来的。我特别感谢《中国剑桥史》 第十至十五卷（论述1800年至19800年间事）的50 多位撰稿人。我钻研了这些高水平的精湛的研究成果，深受裨益。我是这些卷的编辑和撰稿人之一，但本书却决不是企图总结这6 卷4500页的巨著。在另一方面，本书之所以能够写成，主要归功于这些学者的成就。我自己不能枝查原材料，也不能精通它们的文字，但每遇关键处，我就求教于这些学者。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卓安？ 希尔，她在《 中国剑桥史》 和本书的出版工作中，经常给以机敏的帮助。在书稿的文字方面，给了我很多助益的是劳埃德伊斯特曼、艾伯特？ 佛尔韦克、默尔葛德曼、菲利普？ 库恩、麦克法尔古哈尔和卢西思，派伊。我对他们都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