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中投资为25 亿元，苏联的帮助是以借款的形式，德年拨给6000万元左右，全部都要偿还的。苏联派到中国约10 万名专家，中国派往苏联受训练的是28000人。这些苏联贷款总数约为中国工业总投资的4 ％左右。当然苏联在技术上比中国先进一步，但是整个说来，苏联的援助，价值上是有问题的。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1958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筹划者们认为：重工业不应受到那么大的重视，而农业和轻工业应该得到较多的投资；农村情况改善了，对于城市的长期进步是很必要的。筹划者们还感觉到，大规模的工厂不如小规模的工厂在内地更有效益些。小的地方工厂，虽然技术上不那么先进，却可以利用当地的劳工和原料，减少运输费，并可推动内地的工业化。同时，筹划者们也想减少对苏联的依赖。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促成他们改弦更张，这就是：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明显地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生产。不过1956 年讨论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没有公布，因为它到1958 年春季已被“大跃进”所压倒。
知识分子问题
在“大跃进”的背景中，与经济无大关系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如果知识分子仍然遵循孔子模式的译谏，学生们在学校里仍然读那些经书和自由读物，革命怎么能成功呢？毛泽东没有受过很多自由教育，但是他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知识分子应拥护国家政权，教育要普及到农民群众中去并改造他们。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后终于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停下来回顾一下中国的教育经验是必要的。
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来，那只不过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常常有人说，在加世纪初和20 世纪20 年代，由于没有一个中央政权，军阀各据一方，倒为知识界提供了百花齐放的舞台。这种概括化的说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2O 世纪把外国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带进了中国。中国过去不同朝代之间单纯的混乱，并不一定会产生新的创造性事物。1911 年以前清朝的中央政权和1949 年中共建立的中央政权这两者之间的政权空白期是对外国关于社会秩序的学说最为敏感和反应最为强烈的时期。坦率地讲，毛泽东的时代，是从两干多年的孔孟之道宣告破产过渡到接受进步、进化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为救国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的激动人心的时代。事实上毛泽东思想是苏联影响登峰造极的一种表现。
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学者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我在前面已讲过，这种密切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实体。那时文字文化是统治者的一种特权，而文人学者是天生地、或者依照传统同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看一看西方早期，我们就注意到膝尼基语的字母是沿着商务渠道传播开来，希腊和罗马文学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论及国家事务的。这又是一个中国“例外”的事例。一句话，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这个字的出现。它一开始就意味着“线条”或书写，文学、文化和文明。与“文”相对称的是“武”，就是武力或军事。因而“文人”就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有良好修养的人。
中国过去在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后，文官差不多都是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因而都是经典学者或保守派。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是在接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中央政权的这种“框架”中产生的。在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寺院避难所，没有不同信仰的宗派冲突，也没有教堂同国家的分裂等造成的分歧。“读书致仕”大体上总是沿着官府的渠道；伟大的思想学派的倡导者如朱熹和王阳明，都有做官的经历。
在近代历史中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第一，吩世纪的中国学者接受外国思想并开始改革的确很慢；第二，当旧秩序崩溃的时候，民族主义的精神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者，差不多都专心致力于“救国”，他们都仍然向往于国家。
这种向往，当然是有矛盾的，因为学者一官吏这个角色，总是两重性的― 不仅要贯彻皇帝一行政的旨意，而且还要向统治者进言，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在政策上劝诫他。学者知道应该怎么办，并有义务贡献出他的意见。知识和行为的统一，是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学者的知识应该最终变为行动，行动也应该影响到知识。当胡适和他的同事们在1919 年主张．学问和政治应该分家的时候，他们是真正的学者。但1931 年以后，在日本开始进攻中国后，即使是他们，也做起政府顾问和行政官员来了。中国的伟大批评家鲁迅采取行动，发起建立左翼作家同盟。他鼓励批评和出版，都是为了社会秩序的进步和改善国家权力的运用，决不是远离政治。
1949 年中共取得政权伊始就大大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从理论上讲，由革命战争过渡到管理新的政府，需要把战斗的行动转移到用说服的手段而不是用暴力去实现革命的目标。然而，毛曾经提出一个估计数字（完全没有对证过），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有80万人被处死，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有些是地主恶霸，有些是不可救药的党的专政的反对者。
思想改造问题这时受到极大的重视。在全国范围的运动中，某些坏的行为被笼统地揭露出来，然后对具体的个人就以较大规模的斗争方式加以打击。一个运动通常是全国都发动起来，再在一个个地方由积极分子加以升级。有时他们接受指示，必须完成多少被牺牲者数目的指标。公众斗争和羞辱性的集会都是大规模的。千百个参加旁听的人从会议中懂得了什么事是不能干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改造教育，来造就忠于党的路线的学生。因为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教师，于是整个教育系统都成为革命改造的领域。
当中共开始掌权的时候，中国教育继承下来的影响是极其庞杂的。帝制时代的书院和它们的思想潮流，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在1900年以后，在本世纪的第一个10 年当中，来自日本的影响很大。这之后接着是中华民国头4O 年中，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影响占优势。同时在汾世纪加年代和30 年代群众教育也有了开头。而中共在20 世纪4O 年代做出了特殊贡献。
中国的教育政策，有二个明显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旧式经典教育时期，到1905 年以前曾经培养了一批士大夫。他们如同西方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毕业生一样，是知识渊博的行政官而不是技术专家。第二个时期到20 世纪4O 年代末为止，西方自由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一般人民则受了初等教育。第三个时期，即1949 年以后，毛希望的是把教育政策的中心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所以他试着采取苏联的制度，培养意识形态健康的技术专家。但是实际的制度仍然是面向两个方向：一方面给全国人民一种现代教育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训练多学科的现代知识阶层，以取代旧式的儒生― 士大夫行政官。但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的资源，怎么能把现代的文化生活给予群众，而同时还要培养一批受过高级训练的知识阶层呢？
1949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用极大力气模仿苏联教育制度。这种模式强调训练实用科目中的科学人员，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于是中共改组了基督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的文理科系统，取而代之的是创办了2O 个新的科技院校和26 个新的工程研究所。在大约200 个高等教育机构中，只有13 个是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这一改组结果，使绝大部分学生转人技术科学，而放弃了原来的人文课程。原来那些课程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有很多政治概念，而很少懂得技术，特别是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的居多。换句话说，这个转变主要是使高等教育从培养政府高级官员转移到培训技术人员。中共当然有它自己的吸收行政管理人员的渠道。这里可以看出切断一般文化教育和国家政策之间联系的企图。
苏联模式也改变了提供教学方案、资料和教科书的制度，以适应由中央统一制定各种专业训练培养计划的需要。1952 年11 月成立了一个苏联式的高等教育部。各种俄文的专科教科书都找了来，大量译成中文。全国出版书籍的1/3以上都是这些书。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被俄语取代。五级分制度和口试制度都采用苏联方法。
这样一来，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东西和边区继续下来的东西同苏联的影响都混杂起来了，以致留下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那些受过高级训练的西方留学生，现在担任大学教授都得重新适应在共产主义指导下进行教课。沁世纪功年代实行的思想改造，首要的对象就是大学教授。可是事实依然是事实― 教学人员总的说来还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观点和方法。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有了思想改造的经验和做了许多主观的努力吸收革命的新原则，旧有的教职员在他们的专业上还是碰到许多关于标准、进度的问题。中共刻不容缓地要在工农群众中培养出知识分子来，但是教授们发现最好的学生还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家庭，仅仅上过几年学的工农毕业生不能承担大学的工作。中共政权极力在农村鼓励开办民办学校，但是事实证明它们不可能成为通向大专院校高级教育的管道。因为指导民众教育的只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共产党员，他们怎么也无法达到大学的水平。
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培养的学生始终数量上很有限。一个4 亿人口的国家在1949 年以前只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