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教徒则叫“上帝”，又有人叫“圣灵”。事实是出版中文圣经时僵持了很久，各派传教士在他们这个宗教的基本标志称呼上争执不一。这个名词跟中国佛教和道教久已存在的宗教崇拜对象混淆不清已经够头痛的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偶然因素又闯了进来，它给在中国的基瞥教平添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述说过的、扰攘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起义者开始时打的是“拜上帝会，，旗帜的纂督教小宗派，并．且利用《 圣经》 的翻译本作为他们革命运动的宣传工具。有些传教上最初听见太平军的情况时，以为基督已赢得了中国，但后来传闻多了，他们才知道太平军教义混乱，行为又不够文明，决定不支持他们。由于类似的原因，太平军也没有得到地方上尊崇孔孟之道的士绅们的支持，因而清廷在各省消灭了他们。一个重大后果是：不仅长江各省受到涂炭，还破坏了耶稣教的形象。1864年以后，传教士费了好大力气才让中国儒家学者接受基督教能够给人一种新生命的思想。
由于人基督教的人多了― 主要在通商口岸― 于是他们开始形成分散的聚居点。1868 年扬？ 艾伦（林乐知）的开始出版中国版的《 中国教会新报》 ，不少中国教徒写信投稿给它。早期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中国读者对于西方的地理和风俗有很大兴趣，林乐知和一些人就创办了一个《万国公报》 杂志，从1875 年到1883 年以周刊形式、从1889 到1907 年以月刊形式向中国知识界传播世界新闻。这个杂志的中文编辑以优美的文言文编写文章，成为在这个领域里第一个使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和官吏良接联系的渠道。这些学者和官吏正在摸索外间世界的问题。19 世纪如年代最能干的传教士（如威尔斯曼，理查德）研究出一个联系学术界的方案，对革新运动起过重大影响。
天主教神甫和耶稣教传教士不一样，他们穿中国衣裳，对于现代化兴趣不大。美国夭主教徒在1915 年以前茧有一个玛立诺教会，但一直不大活动。他们在中国也很少有商业兴趣。
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承受了中国从17 世纪以来反对基署教运动的压力。孔孟之道的老学究从一开始就一低毁基督教，并在民间散布外国人干出极不道德的事和会魔术等传说。在19 世纪，老学究们还利用这类传说煽动城市里的育从群众，捣毁基督教建筑物。特别是19 世纪90 年代，外国列强的威胁刺激了对教会工作的抵抗。只是到1901年以后，这种气氛才渐渐消失。
在1895 年北京的一个高级学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们同一个世纪后美国同样的人物比较一下吧。你如果是一个进士，一个老式中国的民主考试的高中者，那就好比你大学毕业并被选人议会，你就算进人永久的历史人物行列了。你对你的国家前途负有一种责任。你必须站出来，让人家传你的名。
再假设你的国家被一个外洋强国打得惨败不堪，而你认为这个强国在面积和文化上都不如你的国家，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胜利者代表着一种邪恶势力，譬如纳粹或者什么反对基督教的势力。坏家伙们把你战胜了，眼看你将被投人无法言喻的灾难中，也许美国成为支离破碎隶属于外国总督下的附属地。在中国，这不仅是被一个其他文明国战败的问题，而是真正被西方国家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所奴役和强制改变。设想一下西洋人的动物式的道德吧，男人和女人握手并当众亲吻（不知为什么不性交）。这个外洋世界发明强大机器，把人和自然界创造文明和美好生活的秩序都弄得天翻地覆，混乱不堪！
当然，历史不可能重演一遍，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在l895 年（甲午）的胜利对于那些感觉对他们的社会负有责任的士大夫，是多么惊天动地的震动啊！作为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并接受高级官吏职位的举子，他们都觉得的他们首要职责是向君王提出自己的忠告并为挽救局势尽一臂之力。
1895 年好几个因素一齐来了。第一，外国的威胁，沿海以海军炮火打了三次仗，三次都打败了。这些洋兵用的是新式战争武器，有难以令人相信的破坏力。第二，这些外国列强除武力外，还有那种洋脑筋，不但能打仗，还在实际生活技艺方面搞发明创造，如把蒸汽机放在船上和车上使运输快得无可比拟，各种公用事业如柏油马路、煤气炉子、自来水和警察制度，在．上海和其他商埠都有现实的表现。第三，因为许多人觉得工艺和技术是根本道德和理智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以为外国人表现出来的这些品质，传统的中国似乎根本没有．，不错，西方已经从古代中国学会了数学，还借去了诸如瓷器、丝绸、造纸、印刷、炮火、指南针等等中国发明的东西，但是很显然，西洋人不仅仅是模仿者。他们的数学和其他知识才能还大大地发展了，以致能有石破天惊的威力。
这些考虑所产生的危机和羞耻心，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大变。中国有些事从根本上出了问题。因为中国普通人民对政府无所贡献，而大多数士绅囿于习惯势力，不能提供思想领导，因此只有知识分子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大彻大悟之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圣贤”，康有为这样写道。他出身于广东一个世家，这时21 岁。他不但潜心于四书五经，并懂佛学，熟悉当时能够接触到的西洋书籍译本。他的老师曾告诫他“不可有过高的优越感”。后来最了解他的学生和同事说：康“有一种极强的自信心 他决不以自己的见解来适应现实，而常引据事实来支持他的见解”。康有为“能融合各种思想于一炉”和他的“绝妙的自信心”，使他能根据中国当时的各种思潮开出立足于孔盂之道而又适应中国当前需要的处方。这样他就领头打开了一个现代化的突破口。
1895 年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己变成有目共睹的事实，凡有知识的上层阶级人物无一能够否认。三年一次集中来北京应试的几千儒生更是人人皆知。李鸿章1895 年4 月17 日在下关（马关）签订和约把台湾和南满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立刻引起轰动。不错，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弃南满，但是，欧洲列强这种干涉的结果还是令中国的耻辱。
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合1200多参加科举最高级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这是对国策几乎完全一致的主张，即使高级官员之间平时也不敢议论的。虽说是激于民族主义的意识，但“万言书”表现的正义的忿激和崇高的道义原则，反映了手无寸铁的儒生一旦有机会，可以给当权者的政策多么强烈的抨击！“万言书”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移到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
抱着热切希望的改革项目，多得不可胜数。五十多年来著作家、学者前仆后继，从鸦片战争时的魏源到李鸿章的几个秘书和顾问都有建议，加这一行列的还有外国传教士、太平天国人士、去过外国的外交家以及早年香港和上海的中国新闻记者。
改革自然是清朝末期的事，学者们提出的治闰方略涉及政府衙署和大清律例规定的各种事业― 各种税务，盐税，田赋和行政管理机构管理的其他事务。在这些人看来，西方国家以及当时的日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办法。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国会，都认为这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坚强纽带；他们同时也懂得了政府实行专利和奖励制度能够促进发明创造，修路有助于商业贸易，冶炼可以改善矿业，农业学校可以增加生产，翻译可以扩大教育― 项目之多，数之不尽。每一名学者都喋喋不休地向掌权者提出长长的单子，开列拯救中国的方案。
但是任何一种改革运动要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必须借助于外国，改变老一套方法，并在哲学上找到根据。这种根据还得从孔孟之道里去找，因为那仍然是中国统治阶级信仰的命根子。这就需要一个为天下服务的大政治家。只有一个内行人、一个后代的圣人，才能完成这个把孔子之道更新起来的思想工作。这就是康有为的伟大贡献。他善于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找出先例，来适用现在的需要。
康有为首先做的是开展“今文经学”运动。清代学者早己攻击了宋代理学派所根据的“古文经学”。这个题目错综复杂，和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和宿命论等一样。不是任何简单的结论说得清楚的。今天我们所应知道的是：“今文经学”是西汉定本的，而“古文经学”是东汉时期定本，后来宋朝哲学家综合成为理学。摈斥古文经学，支持今文经学（今文实际上是更古老的经学），可以使人们脱开理学的枷锁，重新解释传统。
1891 年康有为发表了他著的《 新学伪经考》 。他的结论是“宋代学者所尊崇、阐释的，绝大部分是伪造的，而不是孔子的书”。这一颗炸弹很有学术价值而且十分可信（虽然当时还不被普遍接受）。1897 年康有为发表了又一部引发一场轩然大波的著作《 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不仅编辑、而且亲自撰写了主要的经典著作，目的是从古代事实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根据。康又引据今文经典论证三世说，即第一是据乱世，第二是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即大同时代。世界正进人这一进程的第二时期。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化的理论。康的思想多半来自魏源和新闻记者王韬，但他独创一格。这样他就把进化和进步的思想― 正风行于全世界的思想― 同中国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
康有为和他最好的学生广东人梁启超（1873 一1929 ）实际上都在19 世纪如年代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已经写了些书介绍墨守成规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遭受的厄运以及俄国的彼得大帝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适者生存而奋斗的成功故事。总之，激烈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