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他的看法）的人。虽然他是海关税务司的独裁者，他却不忘记自己是清朝的雇员，并且具有曾国藩教导的一切正当行为的品德，首先是在北京最难做到的― 保持缄默。
他自然成为各种各样外交危机的调解人。例如l864年那个英国“常胜军”司令戈登，在苏州接受了八个太平军指挥官的投降，答应保他们不死，可是他的上司李鸿章很快采取他的通常惩戒措施，将他们斩首了，从而降低了戈登的信誉。这当然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赫德就分别找到两方面，奔走说项，既维护了英国的荣誉，又挽回了中国的面子。常胜将军又回头干他的事了。
1864 年5 月11 日，戈登向常州炮轰了一个上午，然后他说，“城里的乞丐们”一定认为“他这一天的事于完了”，于是下午1 时他发起了进攻。赫德和李鸿章站在山坡上观看。戈登率领三个小队冲锋，他自己还亲自带着一个队从火力的狭窄空隙穿过。常州陷落，但李鸿章和曾国藩都不许他们的西方盟军在结束太平天国时占领和抢掠南京。
从1870 年到1895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但仍统领他的有现代装备的淮军。他按照朝廷谕旨，处理一个又一个外事危机案件― 天津杀害天主教修女案；日本霸占长期向中国朝贡的冲绳岛案；将另一朝贡国朝鲜纳人同西方列强缔结的条约中，以对抗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野心；由于法国占领另一朝贡国安南（今越南）而引起的长期军事外交纠纷。最后一案非常混乱，因为不仅李鸿章，还有北京政府和中国驻巴黎的公使都出面参与其事，四届法国内阁以及法国海军也都参与其中。最后赫德通过他在伦敦的代理人和巴黎秘密谈判，终于在1885 年达成和议。19 世纪80年代，为结束法国侵占越南与中国作战的交涉长期拖延不决，有如尼克松与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为结束美国对越南的战争那样。不过，在那个规模较小的中法战争中，死的人却少多了。
李鸿章担任北京事实上的外交大臣这件事，象征着北京政权的落后性。对外事务依然被看做边疆事务而不是中央政府的事务。这时仍没有一个外交部，只有“枢密院”的一个委员会，叫做“总理衙门”，讨论一切报到北京来的问题。李鸿章被任命主管对外事务，坐在北京遥控。
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是入叉心年前的老法宝：“以夷制夷”。中国这一个防御特技，本来是全世界都习以为常的起码知识，虽然一般说法不是这么灵巧。例如美国在不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口口声声讲和平与友谊，甚至有困难时还“出面帮忙”，看来是可以利用的“好洋蛮子”。1879 年，当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做世界旅行经过中国时，因为日本强要中国把一个纳贡的小国琉球让给她，李鸿章请他出面说项。可是这位滑头的老将军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李必须同意不反对美国禁止华人移民。而当格兰特到东京时，发现日本在法理上和立场上都牢固得不可动摇。后来李鸿章又请求美国在朝鲜、法属安南和1895 年与日本订约问题上出面调停，全都无效。
李鸿章的外交努力给他带来很高的名气，西方新闻记者有时候吹捧他是“东方的傅斯麦”。把这两个人对比一下，倒有些裨益。李鸿章（1823 一l901 年）具有和他同时代的德国人稗斯麦（1815 一1898 年）的许多才能，这是无疑的。他身材高大，是一个机敏的外交家和强有力的行政官，凡能做到的事就做的实践家，在4O 年间，他扮演了中国的主要角色。但是，稗斯麦在1862年与1890年期间策动并打烹了三次战争，创建了德意志帝国，称霸中欧，而李鸿章面对的却是导致清政府衰亡的国内叛乱和边境的外国人侵。傅斯麦构筑了欧洲实力的新的平衡，李鸿章则不得不应付那一度给东亚提供一种国际秩序的清朝纳贡制度的瓦解。铁血宰相掌握中央行政大权，他统治的国民已经走上现代科学、工业技术和军国主义的道路。李鸿章从未掌握中央大权，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北京的总督。他的势力完全凭借他对两个儿皇帝的摄政― 慈禧太后的忠诚，而这个太后是一个聪明却无知、不惜任何代价要维持满族统治的妇人。李鸿章对他的统治者的忠诚不得不表现在大量的献礼和不容置疑的诌媚上面，以至于在1888 一1894 年间他的北洋海军同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竞争过程中，娜出资金为慈禧修建夏宫颐和园。稗斯麦有布雷克罗得尔那样的人在财政上扎扎实实地供应他，李鸿章只能把他用老办法即魁扣公款搜括来的私蓄投入使用。1896 年他在谈判缔结中俄密约以后，收下了以幻万卢布的私人赠款。有人说他聚敛了4000万元的私产。他做了一些不错的事情，但他在清末领导实行现代化的努力，不过是在无可救药的环境中不断地修修补补和玩弄权术而已。
这是一场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找出西方列强的实际秘密，又要使那些顽固不化的同僚相信效法西方是必要的。例如曾国藩曾赞成建设江南制造局。这座兵工厂建造了一条轮船，曾国藩甚至还冒险坐这条船航行了一番。但是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人民生活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李鸿章只能采取迂回曲折或间接的方式前进。例如曾国藩曾告诉他一句孔子格言（也可以说是废话）： “决定战争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一句老生常谈，但今天经过毛泽东思想润饰过了。）’李鸿章对答时描述了他参观过的英法战舰说：想到中国武器的低劣，“我深觉可耻。每天我都警告和教训我的军官要谦虚谨慎，记住这种羞辱；要他们从西洋人那里学会一两件秘密武器”！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美国人公开讨论冷战问题的时候，总要首先向听众重申“共产主义，我们的敌人，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么，我们就会同情李鸿章面临的问题。他于1863 年呈递给北京朝廷一个奏折说：“中国一切文武制度，每一项都优于西方。只有武器方面，绝对赶不上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制作机器的方法是只使儒生懂得原则，叫艺人动手去做 这两者决不能互相商议 但外国人则不同。 我己了解到，西方有文化者制作武器时使用数学作为参考。”．李鸿章又指出日本在学习轮船领航和制造大炮方面取得了成功。如果中国在军事上能够自立于不败之地，他预言说，“日本人就会附属于我们”，但如果不然，“日本将效法西洋人并与西洋人一道获利”。
1864年李鸿章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加科学技术的试题。从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中国适应现代世界的起点，但这一想法没有机会实施。有人建议，由总税务司赫德出资在北京设立的译学馆中招收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学习西方科学，在广州、上海官立小学中开设科学课，这些也都被一概置之不理。
当时，一位担任皇帝老师的蒙古族汉学家楼仁是北京缪绅的领袖，他曾这样说过：“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 ， 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他又说，他们人侵北京，焚毁夏宫，杀我人民。“我们怎能一天忘记这个耻辱呢？' ’他又问道，“为什么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奉夷为师呢？？ ？ ， 议和（1860年）以来，基督教盛行，我无知国民半数（指太平军）受其愚弄 现在如果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变而从夷，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于夷不止？ ？ ， 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薪炭吗？〃
这种情绪，同每一个教授经典的老师以及每一个钻研经典的年轻人的既得利益是相吻合的。现代学科，直到1905 年最后废除科举以前，始终被排除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外。
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就成为少数高官玩弄的一种游戏。他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因此也试着筹措资金，罗致人才，在一种虽不能说不友善，但毫无热情的环境下拟订规划。个人的利禄和权力的希望引导他们前进，而慈禧太后的朝廷跟日本的明治天皇不同，不给他们切实可靠的支持。相反，慈禧认为让那些意识形态的保守派扼制住革新派，才更能使她掌握平衡。尽管中国南方一向生机勃勃，勇于寻找新的机会，那些发展很快的通商口岸城市更是如此，但19 世纪末期探索多，根本改革很少。现代化只有少数地方高级官员去干，一半因为这适宜于中央与地方两者的平衡― 朝廷可免得出钱和负责任，一半因为只有那些和外国人接触的商埠官吏，才看得出机会，并能取得外国的帮助。
在这种零打碎敲的基础上，李鸿章在一些广东的事业家中物色到了同盟者。这些人因为长期和西洋人来往，因此找到了向上爬的途径。例如有一个住在澳门10 英里外的唐姓人家，原来是在当地制造和贩卖虾籽酱油发财致富的。这个家族在19 世纪中有几个成员在本地和本省的乡试上榜录取，于是声望逐渐增高。而唐廷枢（1832 一l892 ）打开了一条新的渠道。他在一个教会学校读了英文，先后在香港警察法庭和上海海关当翻译，1863 年后充当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头目，成为富翁。他从投资当铺、银号开始，直至投资轮船公司、保险业甚至办报纸。同时，朝廷正在出卖科举考试录取资格，他花钱买了个进士，取得做官资格。从1873 年起，李鸿章得到了唐在实业发展上的襄助。
李鸿章发现，与其在知识界和他的那些儒家同僚争吵，不若和外国在中国的经济事业相竟争还容易些。中国私人手中的商业已经在积极扩展中。他沿袭一个传统方针，就是招揽私人商业资本发展事业，所谓“官督商办”，多少有些像盐务那样。归根到底，中国国民收人经过政府和那些贪污官吏之手的比重，毕竟还很小。
1872 年，李鸿章开办了一个股份制的轮船公司，索兴叫做“招商局”，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