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查顿（W。Jardine ）为首的英国对华主要鸦片商人，协助当时英国外相巴麦尊（帕默斯顿）措置军备、规划战略，把船只以至于领航员和翻译都提供给英国舰队，并以自己继续不断贩卖鸦片积累的白银作为英国远征和在中国开支之用。所以，这是地地道道用鸦片染成的战争，尽管根本问题是北京愿不愿意和英国订立平等国家关系的问题。道光拒绝放弃祖传的优越地位，结果背上了不平等条约的包袱。
这幅图景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无非是多少有些内疚的自由派（他们直到1917 年才结束印度的鸦片生意）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能不正视鸦片的分销者是中国境内的中国人，而且不久后变成了鸦片的主要生产者这个事实）的反思。对关心道光和他的大臣们当时实际怎样想的那些历史学家说来，这幅图景则稍有不同。清廷在中英沿海交战后所做出的让步，同几年前在中亚细亚向好战的浩罕所做的让步非常相似。
正像卓越的中亚细亚学学者、已故的约瑟夫，弗莱彻所指出的，英中南京条约以及后来其他条约所包含的条款如：（ l ）治外法权（外国领事对外侨的司法权）； 一种中国老做法的升级；（ 2 ）赔款；（ 3 ）低关税以及与外国收税人保持接触；（ 4 ）最惠国条款（中国对外人“一视同仁”的表现）； （ 5 ）与外来者自由贸易，无垄断专卖（在喀什噶尔行之已久）― 所有这一切都是以1835 年清廷与浩罕所达成的协议为先例的。此外，指定贸易地点（通商口岸）是中国老早就有的边贸习俗；免除破头的平等关系，也是在离中国内地遥远的浩罕和中俄边境同样实行过的。
满清的政治方针在东西两面边境是一致的，但是有两个重大区别：第一，英国、美国和法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扩张而来的海上列强，它们醉心于海上霸权、暴力、法律和条约权利，而且对它们来说，1842 一l 今抖年的第一次条约协议，仅是侵略的开始。帝国主义随后便接踵而至。第二，清朝为稳定远在中亚细亚的浩罕一喀什噶尔关系而作的让步，虽有损于清朝的威望，但只施之于中国本土。而满族自进北京接收政权后，继承了中国的中央优越感传统。无论谁在那里统治，作为天子就有接受外来者朝贡的天职。所以不平等条约是一种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增大的失败。清廷的失败使满族威信扫地，也引起内地士大夫的批评，从而导致汉民族意识的觉醒。归根到底，满族统治者不得不使中国人民接受鸦片灾害，是把他们的王朝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满清的现实主义一机会主义方针，从道光皇帝对爱国总督林则徐的态度上表现得特别显著。开始时他支持林禁烟，后来看到战争结果徒然造成英国胜利，不但自己毫无所获，反致英舰队迫近天津，于是道光改弦易辙，谴责并罢跳了林则徐，另派可信任的满族大员前往谈判议和以息英方之怒。新派去的钦差大臣琦善为阻止英方再度攻打广州，先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清廷认为琦善擅自丧权，又将其撤职，递解回京并没收他的私产）； 后又改派满族大臣者英，不仅与英国议和，并于1 栩阵年与美法订立条约。
香英主持和西方关系六年（l842一1848 ）间，采取一种着重个人友谊的政策，变成了一个驯蛮子专家。归根到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和满族在中国的统治一样是历史的伟绩。香英不轻露笑容，而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则以长期驻印而著名，他们是能够彼此了解的。据说他“熟悉土邦宫廷的一切诡计狡骗，决不上当受骗”。即使如此，他对香英也不胜惊异。省英像对待一个蛮子老弟似的对待他。他和这位英国钦差通信中故意用汉语音译英文“intimate 〃 （亲密的），把它写成“因地密特朋友”。他于1843 年6 月以钦差大臣身份乘英国炮艇前往英国的新殖民地香港。他拥抱着璞鼎查，“表现出一个老朋友为我们再一次会见而激动得无以复加的热情”。杳英在香港盘桓了五天，四处看看各种设施，然后交换南京条约的批准换文，在宴会上猜拳，还唱了几句京戏。璞鼎查在印度过了3O 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誉英说他自己没有儿子，想认璞鼎查的儿子做他的干儿子。他还说服璞鼎查和他交换各自妻子的相片。他向道光解释说：“英夷重女而轻男。”
1844 年者英安抚西方侵略者的工作达到成功的顶点时，曾向皇帝报告他所使用的方法：“我们一定要以诚扼制他们，但更重要的是用巧妙的方法控制他们，？ ？ 对于这一类连称呼和礼节都茫然无知的化外之民，以空泛的名义和没有实质结果的方式敷衍他们，在制服和安抚他们的重大事务中是无益的。”
道光谕示说：“惟有照此办理。”可是过了14 年，当18 哭年谈判天津条约香英再度出现时，英国翻译把在广州从他的档案中搜查出来的他的上述奏折当众念给他听，让这个老头大为丢脸。皇帝送给他一条绸带子，叫他自级而死。在不同的文化关系中打先锋，从来是危险行当。
回过头看，禁烟主要是中国、也是满族为了拯救人民的一种政策，但当事实证明英国不可战胜时，绥靖政策便成为满族拯救王朝自身所必须的了。从这时起，满族对中国的控制开始松弛下来，虽然他们还极力争取外国的支持，苟延残喘到1911 年。在此期间．英印和中国的鸦片贩子得其所哉，大发其财，两方面的行政官吏也都为财源畅通而谢天谢地。
你在中国做生意，又不会说中国话，不懂它的货币，怎么办呢？当然只有像所有进人中国生活边缘的外国人一样，去找当地帮忙的人。
最初在广州出现的买办是一些替东印度人购买船舶的小代理人。替东印度船队进行大批丝绸和茶叶买卖的是经过特许的所谓’‘行”商。但是到1834 年，随着外国私人商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就不得不和公会、商会、银号以及一般商务制度打交道了。外商雇用的中间人叫做买办，可是他们现在经办的是在华外商的各方面事务，实际上已变成他们不可缺少的中国伙伴。按照合同，他们当然是西方征服者的下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俱乐部。上海俱乐部（号称“全世界最长的酒吧”）的外国会员如果知道中国商会的豪华生活，他们会感到吃惊的。买办们凭他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和保护，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经营家。他们投资到通商口岸的各种新兴事业，有时候比他们的外国老板还要阔绰得多。
在新开的商埠（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商人面对着许多苦恼问题。条约试图把按商业法组织起来的自由企业嫁接到中国原有的经济上去，而后者是由沿袭寻常程序的在官方登记注册的商户组成的。
例如，在外国人眼中，通商口岸的商业出现在昏暗的中国不过是文明的使女，开始时似乎对中国国内经济无足轻重。当然，19 世纪的外国人无法知道中国商业化的程度。1864年以后，中国海关统计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只有从观察家观点看，才涉及到土产贸易和木划子贸易。负责管理早期条约体制的英国行政官员极力鼓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自由贸易。他们主张发给外国商人一种过境证，让他们除了付海关税外到内地去不必再交税。同样，一个外商在某一口岸没有卖出他的货物，可以退回税款，把这批货运到另一个口岸去卖，不再加付关税。这种为方便外商进人中国市场的特惠办法，几乎立刻被中国人利用了去。中国人不仅大量投资到外国商行（例如罗素轮船公司，它的1 / 3 资本是中国人的）； 他们还开设冒牌洋行，就是利用商埠中某些洋行的外国“小开”出面领取过境许可证，实际运的是中国货。虽然上海俱乐部里英美老手对此中真相模模糊枷知道一些，但他们在中华帝国商业中的确已被广泛利用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商业生活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己经在商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适应性，正像科举考试制度和政府的官僚制度之间已有相当好的契合，以致可以避开或缓期进行“现代化”一样。我们只能再一次断言：中国之所以如此壮落后”，是因为她太先进了。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官燎国家不关心甚至敌视商业，这种看法此时已得到重大修正。在19 世纪，中国官方已作出努力来方便商业，原因很简单，这可以给他们增加收入。有一种估算是，1753 年国库收人的74 ％ 来自田斌，而l 侧犯年田献只占35 ％。这再一次告诉我们：因袭下来的旧观念一经修正，就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对于19 世纪的商业化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英国领事们一到通商口岸（商埠），就在实施“过境税”间题上和中国官吏们发生冲突。“过境税”是一种对过境货物课以少量税款的应用广泛而复杂的制度。隶属于户部和工部之下的海关行政，在全帝国的重要商业点设有妙个分支机构，每一分支机构每年规定，定数额的税款交给北京，总数为礴笑万两― 一个不小的数目。每一个分支机构在商运路线上还设有征收点，它们在一个中心地点，如杭州、南：京和其他长江口岸汇集，这些口岸后来大多变成通商口岸。1854 年中国海关成立以后，原有的清朝制度，外国人称为“当地税关”（ 190l 年后统归海关税务司管，因为它们的税收被作为庚子贻款用）。但是在19 世纪中叶以前，“当地税关”是一个由北京掌管的行政机构，专门征收货物和船舶运转的税收，后来又叫“土海关”。海关税务司经管中国的外贸税收，但是内地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自19 世纪4O 年代条约签订以后就成了问题。当外国船进入中国口岸贸易时，那些船上的人多半是中国商人。一般的处理原则是按“土海关”办法征税。但是中外商人在货主问题上伙同起来捣鬼，把事情很快复杂化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