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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盯准了“大肚皮”的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者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者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在这样的氛围下，党员干部、工人群众都不敢接触资本家，担心被认为是立场不稳。
“有些同志不知不觉地把天津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了！”刘少奇对此发表看法说，把资本家当作主要斗争对象，这是不对的。现在有的报纸，在宣传上对民族资产阶级不重视，重点不是团结而是打击，这是不妥当的。不但不斗争，而且是争取对象、团结对象。
“重点是联合，还要联合多少年呢？不是短期的，而是相当长期的。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刘少奇向党员干部们提出要求说，“我们一定要熟悉资本家，不熟悉资本家不行。怕见资本家，是我们山上下来的情绪，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情绪。工人阶级最了解资本家。我们党员不熟悉资本家，怎能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意见不能不听，但也不可尽听。”
在刘少奇天津市视察的同时，在北平，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派出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正在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
毛泽东、周恩来不断同国民党代表团成员谈话，使他们了解中共对和谈的诚意。
毛泽东此时有一种胜利者的轻松，国民党已经无力回天，胜利必然是共产党人的。他在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成员刘斐、黄绍■谈完话后留二人吃饭。
席间，谈及个人的爱好，刘斐趁机问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
毛泽东笑答：“晓得些，晓得些。”
刘斐紧追不舍：“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泽东禁不住失笑：“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对革命取得胜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对和平谈判，他也作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对谈判破裂更作了充分准备。国共和谈终因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共谈判代表团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而告失败，休整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的最后一道天然防线——长江，于1949年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胜利之师，携胜利之势，摧枯拉朽，继续向东南、华南、西南进军，解放了杭州、上海、武汉、南昌等大中城市；与此同时，华北地区发动了对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进攻，接连解放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城市。
城市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新的任务就是管理城市、恢复城市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但是，怎样面对？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定论。
正在天津市视察的刘少奇正是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为全党解决面对的城市管理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与发展问题，为新解放城市提供借鉴和经验。
毛泽东也同时认识到了这一个问题。1949年4月，同刘少奇在天津市视察一样，毛泽东也邀来了上海市商业界的代表谈话。
有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唯利是图。”
“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有人迷惑不解。
毛泽东肯定地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来自上海的资本家不无忧虑，因此，他们自称“产业界”。
毛泽东说：“你们产业界是新中国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
“那么产业界的位置摆在哪里呢？报纸上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也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在报纸中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险的。”有人提出了疑问。
“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毛泽东肯定了资本家对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性，要摆在第一位。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提出了“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
刘少奇对这一思想非常重视，并在天津视察期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
因此，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和阐发“四面八方”政策。他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是最合适不过了。
刘少奇要求军管会提出一个规定，以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内容：所有公私工厂尽可能保证工人解放前的生活水准；提高工人生活水准目前暂时不可能，将来一定能提高；一切公私工厂必须开工，努力生产，不得怠工；私营企业主，因生产需要，可以雇请或辞退工人；雇主必须正当地使用和管理工人，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但工人必须遵守厂规，不得不听指挥；工人开会或搞其他活动，必须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在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活动，资方不得干涉；每个工厂需要专门做工会工作的人，可以脱离生产；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一句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
黄敬称之为：“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总之，“母鸡”不能杀来吃，“鸡蛋”也还要“慢慢吃”。
“吃鸡蛋”，也要大家来吃，当然包括资本家。
刘少奇感觉到，必须给资本家“交底”，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1949年4月19日，刘少奇邀请天津市工商业资本家座谈，参加的有李烛尘、周叔■、宋■卿、朱继胜、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以及其他各工商业界的人士等。这些工商业界人士都是天津市工商业中占较大部分的私人工商业者，比较知名。
因为刘少奇是从北平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资本家们在谈话时就流露出探刘少奇的底的意图，看到底共产党对他们资本家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说：“你是中共中央。”
刘少奇非常干脆：“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
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资本家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私营也只有和国营合作才能发展。
他对紧张的劳资关系提出意见：“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这一来，资本家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任务中的地位就很明确了：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资本家的合作。
参加座谈的资本家话多起来，纷纷反映问题，献计献策。
有人说，共产党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们的忙。
刘少奇点点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是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
有人说，我们怕你们的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
“这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嘛！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通生意人的做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刘少奇说。
资本家李烛尘憋不住谈到：前不久，他去山东销盐，事先征求天津市的意见，有人告诉他可以去。可是到了山东临清，当地的贸易公司一看来了个资本家销盐，就压低了当地的盐价，李烛尘不仅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本，回来就一肚子气。
刘少奇批评了临清地区贸易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告诉李烛尘，会跟那边讲清楚，让他再去。
有资本家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笑笑说：“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广，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和国营的竞争。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
李烛尘提出，要限制股息，以利润的1／3给工人，1／3作公积金，1／3作股息。
刘少奇则主张，在股息问题上，现在最好不加限制，股息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李烛尘说：私人资本能不能与公家合作，合资办工厂？
刘少奇马上同意：“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天津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