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
刘少奇根据这几天调查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4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
刘少奇觉得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他一针见血地说：
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3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在刘少奇的建议和鼓励下，人们终于放下了包袱，由衷地欢迎刘少奇提出的退食堂自愿的建议。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就陆陆续续地停办了。
但是，这实际上仅仅是刘少奇所看到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矛盾比较突出和集中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问题。
4月22日，他对农村中干部不仅仅不听群众的反映，反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不要引起新的损失。
刘少奇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根据社员的反映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谈到退赔问题时，刘少奇说：
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你们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90％，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
在谈到要了解实际情况时，刘少奇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就要揭开它的面纱，还其本来面目。
在天华期间，刘少奇还平反了一件冤案。原来，天华大队的饲养员冯国全喂养的一头耕牛于1957年2月死亡。经解剖，在牛肺内发现了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冯国全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关押。刘少奇初步了解情况后，对此案表示怀疑。他对随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铁丝怎么能进牛肚子里去呢？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的劲那么大，牛是反刍动物，那怎么能进去呢？这个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的兽医，或者问问专门学习过这种医学的人。”复查结果，原来是冯国全年幼无知的儿子把铁丝用草料包起来喂给牛吃，导致牛死亡，并不是蓄意杀死耕牛。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押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5月1日，刘少奇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提出了告诫：
《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
刘少奇说：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后，刘少奇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从长沙赶往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对家乡作进一步的调查。
5月2日上午，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颠簸着开进宁乡县委大院。尘埃未定，刘少奇就从车上下来，急匆匆向着县委办公室走去。未等歇息，刘少奇就听取了宁乡县委的工作汇报，晚上，又召集宁乡县、社工业干部座谈。3日，刘少奇又同宁乡县委的政法、商业等部门干部座谈。当天晚上，刘少奇就赶往自己阔别了40余年的家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进了自己的旧居，仍然住在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里。
刘少奇这次回宁乡已是他离开家乡40余年后第一次故乡行。
刚刚回来，刘少奇就找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而且是亲自找人。这样，就比别人安排谈话对象更容易了解实际情况，农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刘少奇心里越来越有底了。
5月4日，刘少奇听取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的汇报。他对大办公共食堂提出了批评，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3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当天晚上，他听取炭子冲大队的汇报时也认为：“办食堂是节省劳动力，现在的食堂是浪费劳动力。不节省劳动力就不要它。”
5月5日下午，刘少奇邀请曾经给他写过信、到北京向他汇报农村情况的成敬常谈话。
刘少奇轻松地提起了一个话题：“听别人说你去年分配亏了账？”
成敬常如实回答：“是的，亏了90多元。”
刘少奇耐心地给他解释：“现在农村有一种风气很不好，群众的东西，公社大队拿走了，公社的东西县里拿走了，群众看到这种样子，你拿我的拿得？我拿你的就拿不得？你拿我的，我拿你的，闹来闹去，还不是谁都拿，上边拿社员的，社员拿集体的，也拿社员的，这种风气很不好，使人不安心生产。”
谈到这几年的生活困难情况，刘少奇心情非常沉重：“这几年，听说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土荒了不少，工作搞得很不好，我是回来看看，回来就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你们答应就办，你们不答应就不办。”
“这几年拆了不少房子，冲里的茅屋还要盖起来，不盖起来，住得离田太远，没有人打招呼，田土都荒了，竹林也没有人照看。你就不要起房子了，就住那个房子好不好？”刘少奇做成敬常的工作，让他住进自己的旧居。
成敬常觉得要是住着刘少奇的旧居，会有很多不方便，“这里往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卫生不好，招待不好，怕难得搞。”
刘少奇当即说：“纪念馆不办了，20年、30年以后再办。”
“如今我们还是办得不好。”成敬常觉得对不住刘少奇。
“你以为我喜欢办纪念馆吗？我不喜欢，二三十年以后再办也不晚，把这些房子分给社员住。房子里的东西也分给社员，作为县社的退赔。来人参观，还要让他们参观，但不要特别招待，要就给两碗开水喝，不给人家喝开水不行，我们到长沙去，路上还喝开水嘛！要收钱，搬两条凳子请来的人坐一坐。”
成敬常有顾虑：“那样招待太不周到。”
“不要周到，有开水喝，有凳子坐，他们自己有烟，不要别的招待。来往人多，一律不特别招待，喝水要给钱，不愿喝就拉倒。”
成敬常呵呵地笑了。刘少奇也为自己的一番话逗乐了。
晚上，刘少奇约来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李桂生聊家常。刘少奇亲切地问：“你小的时候看牛，我也看牛，常碰在一起，你还记得吧！”
“记得。”
“你家喂一条很大的水牛。”刘少奇说。
李桂生诧异地看着刘少奇：“您哪还记得那么清楚。”
“听说这几年这里搞得不好，我对社员不起。”刘少奇歉疚地说。
“搞得不好，是社员自己不好，不好好作工夫，自己的事要自己负责。现在又要散食堂！”李桂生显然不知道刘少奇的真实意图。
“食堂办得不好，用人过多，用那么多人做饭办不得。听说你给队上喂牛，喂得好吧！负这个责任就尽力喂。我知道你们家里是规矩人，对答应下来的事，就做好，要不就不答应。这里的群众吃了苦，很对你们不起。”
“这几年丢了不少东西，退赔规定要证明。”李桂生反映情况。
“丢了什么东西要报一下，如实地赔，现在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要治起来，今年赔一些，赔不清，明年再赔，总要还清。”
刘少奇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脱口而出。
“还有半塘水，这就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小时候那一年，塘底干得晒得谷，那样天干，每亩田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李桂生一语惊人：“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是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五风’刮得这样！”
刘少奇沉默了。
这件事情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在后来七千人大会上，他专门讲了这个事情，以证明是工作上的缺点错误造成了农业减产，造成了困难。
第二天，刘少奇找来他的“农村通讯员”、原炭子冲大队支部书记王升平，亲切地问这问那。听说王升平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问：“你为啥犯了错误？”
王升平说：“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