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迈入1960年。
“大跃进”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
它还能够持续多久？最初，人们不知道，只晓得“继续大跃进”。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了1960年计划的第二本账，讨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1960年计划钢产量为1840万吨，第二本账为204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为3060亿元，比上年增长22％；工业增长26％，农业增长16％；原煤4。25亿吨，增长15％；粮食6000亿斤，增长11％；棉花550万担，增长16％；基本建设投资345亿元。同时，会议提出：5年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年内要把城市人民公社试办和推广起来；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的设想。4月冶金部又提出了1960年钢产量三本账：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5月底，中央批准这一计划指标。
这些指标和目标，显然是在“继续大跃进”。但是，接下来却是不能实行下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会后，各省纷纷响应号召，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本已控制的“共产风”重新刮遍神州大地。
“大跃进”的形势逐步陷入困境：以钢产量为例，1960年第一季度的产量已低于1959年第四季度，4、5月份的视察继续下降。冶金部所提出的确保完成第二本账、争取实现第三本账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完成；同时，“钢铁元帅升帐”，使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受到严重影响，受冲击最大的是农业，产量持续下降，与此同时1959年起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严重后果在1960年“大显身手”：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东、江苏、安徽、福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出现春荒，其中河北、山东等5省严重缺粮。
在掀起一阵阵浪潮之后，人们终于领略到了违背客观规律的痛苦；在震天撼地的“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困难，严重的困难，悄然来临。
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的情况，不仅干部和群众焦虑不安，处于第一线的经济综合部门更是紧张。”
形势，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能否“柳暗花明又一村”？
刘少奇在年初就开始了视察，想从实际中找出一条路。能否“柳暗花明”，他也存疑。但至少，刘少奇在找出路。
在海南岛读书近一个月后，刘少奇在掌握理论，进行初步思考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9个省市，深入到基层调查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让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刘少奇被震惊了。
1960年3月下旬至5月底，刘少奇为掌握第一手的实际情况，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上海、山东等省市视察工作。
1960年3月下旬，刘少奇视察天津。3月28日，刘少奇听取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汇报。
在谈话中，刘少奇就“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刘少奇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了要求：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说社会分工，首先是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
他说：
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和公社的同志们讲清楚，这是不能胡来的。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一定的水平。
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
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共产主义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要把物资调拨部门和财贸部门结合起来，组织各方面的协作。物资调拨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
刘少奇沿京广线抵达了河南省，这是实现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问题比较严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业方面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盲目追求高指标，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省的农业发展，而且危及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
4月20日，刘少奇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他说：
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刘少奇告诫当地负责人说：“如果领导上不搞清这些道理，反来反去，就会走到另一个方面去。”
的确如此，从反冒进开始，到反“反冒进”，再到“大跃进”，不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矫枉过正”吗？
这次视察，刘少奇并没有沿京广线继续南下，而是从郑州拐弯向西，然后从西安南下四川。
1960年4月30日，刘少奇抵达四川。当时，四川是基本建设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上马”的基建项目比较多，相应地影响了其他部门的发展。
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由于形势造成的困难，工业区要做缓建的准备，暂时“下马”，但必须保护好一切设备，一旦形势好转就要再“上马”。
就是说，“上马”不是不可以，是应该的，但要看条件，要看实际，本来国民经济就处于困难，再“上马”基建项目，势必加重困难形势，直至影响基建项目不可能顺利“上马”，甚至还会拉它“下马”。
在四川，刘少奇逗留了半个月，转而乘船沿长江，顺水而下，考察了未来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三斗坪。
5月17日，刘少奇到武汉；5月21日，刘少奇经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刘少奇到上海。第二天，刘少奇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
5月26日，刘少奇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海现场会议上讲话。
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提出了自己的忠告说：要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包括工资制度的调整，保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保持群众的热情和干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群众的热情使得干干净净，总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会走向反面。
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刘少奇又马上飞了回去。刚刚结束国际访问的周恩来，也急匆匆飞往上海。
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紧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已经非常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
形势的确不容再继续乐观下去。高指标和“共产风”的热度居高不下，终于使国民经济在1960年上半年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滑坡。
1960年上半年，工业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按照年初预计的实现“继续大跃进”，反而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速度越来越快，渐显控制不住的态势，到第二季度，钢从日产量连续下降，2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占90％，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种，高达55％；农业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根据虚报数字增加了粮食征购任务，许多地方把农民的口粮都作为征购粮上交了国库，各地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浮肿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险情”出现了，而且很难估量这次困难究竟持续多久？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短时期内不可能迅速扭转这一形势。
刘少奇在上海，首先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有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刘少奇列举了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在座谈会开始就明确地指出了困难的形势，非常严峻：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刘少奇勇敢地提出了庐山会议没有纠正“左”的错误，对此感到有些缺憾：
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实事求是，切实可靠、充分可靠，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
刘少奇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向各路诸侯提出了警告：
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
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