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为富裕的农民。而达到富裕的办法，则提倡“以个体经济为基础，在自愿两利原则下组织起来，逐渐地由个体经济逐步地向着集体经济方向发展。”这样才更能促进绝大多数农民富裕起来，不受或少受商人的剥削。因此应当教育党员，积极参加变工组，大量在合作社入股，搞好变工组与合作社，是农村党员的基本任务。批评某些党员只想个人发财，不管多数群众贫困，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
这次关于富农党员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富农经济问题的争论。这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如何处理，将关系到全党能否正确处理正在或即将出现的新富农问题。因此，刘少奇对此非常重视。
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批发了中组部《关于“农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见》，答复东北局的请示。信中指出：
我们的意见是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不得加以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如果在今天
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织，并须起带头作用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
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
在今天农村的各阶级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当天晚上，刘少奇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话，谈关于农村工作的问题，主要就东北提出的富农党员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刘少奇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马，一犁，一车”模式，认为有这三种生产工具的农民，他的性质不是富农，而是中农。虽然这种农民在东北还未超过10％，“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很明显，刘少奇赞成这种农民得到充分的发展，以保证农村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发展。而这种农民之所以发展到这种状况，实际上与他的个人努力劳作分不开的，实际上是建立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刘少奇认为，东北局所主张的通过“变工组与合作社”向集体经济的方向发展是错误的，“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东北之所以有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刘少奇认为是个体经济的破产，“将来的发展，个体经济都能独立的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
在这次谈话中，刘少奇认为只有在“单干”发展到一定基础上时，才能使个体经济在参加变工互助时是“真正的自愿”，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都谈不上，即使参加变工互助也是被迫的。而刘少奇所预见的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的确确出现了。
因此，刘少奇认为在变工互助问题上要慎重，因为变工互助是集体经济的性质，而这必须建立在个体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70％的农户有了三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的“单干”是允许的。
那么，变工互助能否真正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刘少奇认为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两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转变得早了，是不对的。”
刘少奇这一主张，实际上与他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时期的构想是一致的，尽管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得到充分的发展，否则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谈不上。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在生产方式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一转变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集体农庄否定了个体经济，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办”。因此，刘少奇指出，“在实行集体化时，个体生产在全国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村的集体农庄之中，则不能加入。”在工业化没有实现时，集体农庄是不能巩固的，“如无此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
对待剥削问题，刘少奇实际上仍然坚持在天津讲话时的观点，就是允许剥削。他把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来看待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
刘少奇说：
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就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因此，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要支持它的发展，“不要限制它，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
有鉴于富农经济的个体经济性质，允许它的发展，剥削、单干等问题都迎刃而解。因此，刘少奇提出：
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
这不是自流，现在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
什么才是放任自流呢？
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
刘少奇提出单干问题不能限制，这实际上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他却硬要单干也是不会有的。”这就与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发展的蓝图构想统一起来了，农业的发展是基础，将会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反过来就会加大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比重，就会使农业生产的集体化成为可能，就会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刘少奇一贯的思想，直到后来毛泽东提出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才放弃。
因此，对富农党员，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甚至认为，“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现在他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刘少奇认为，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
但是，刘少奇接下来却说了一句让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话：
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固然，刘少奇认为变工互助与富农党员问题都提早了，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农村形势的判断，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他对于“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的批评，的的确确是欠妥的。因为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员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允许党员剥削与允许党员单干和雇人却是两回事，允许党员剥削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党员的利己主义，这就在根本上背离了党的性质和任务，说严重一些，是有使党变质的危险和倾向的。
对这一问题，刘少奇后来也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刘少奇解释说：当时主要是考虑华北、东北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需要有一个短的时间来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而且当时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党员做新富农的事情产生。因此，虽然1948年有些地方提出了富农党员的问题，但是，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到1952年6月的时候，农村的情况大体上已经稳定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新的初步的发展，所以中央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发出了指示，明确规定：“无条件地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
刘少奇的这一番话，是在高岗向其攻击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的。而东北富农问题是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是因为，据高岗说，他收到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曾经在北京面呈毛泽东。毛泽东给了陈伯达看，对刘少奇这次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正因如此，高岗敏感地察觉到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富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因此，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还说：“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纠正。”
的确如此，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曾经评论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在刘少奇作了这次谈话之后，毛泽东在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后也提出慎重对待富农问题，将富农与地主看作不同的阶段来对待。斯大林也是这一观点。他向毛泽东提出，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要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富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涉及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问题，甚至关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为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