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亲王作出决定，济尔哈朗也无能无力。 得到命令地顺天府衙役汇合摄政王府的侍卫一起对孙之獬弹劾的三十五名大臣家中搜查起来。
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三十五名大臣中，有十五名大臣家中搜出大明的邸报，其中就包括吏部尚书陈名夏、刑部侍郎房可壮、兵部侍郎金之俊等等重臣，大学士鲍承先家中虽然没有明朝的邸报，却搜出了不少崇祯、天启两朝文人所箸的笔记。 里面将努尔哈赤、皇太极，包括一些满人箸名将领都极尽挖苦，其余各人家中也多少搜到了一些攻击满人的书籍，孙之獬弹劾地三十五人，竟然无一幸免。
多尔衮得报后大怒，马上下令将陈名夏、房可壮、金之俊等十五人斩首弃市，全家发配满州为奴，鲍承先等二十人罪减一等，免去斩首之刑，全部流放。
斩首的十五人当中。 二名尚书。 一名大理寺卿，五名侍郎；流放的人当中一名大学士。 六名侍郎，其余也都是五品以上的大员，三十五人当中，汉员三十人，满臣五人。
清廷分为两套班子，每套班子都分满汉，汉臣的地位在满人之下，虽然处理的大部分是汉臣，五名满臣只是无足轻重的陪衬，只有一人处斩，可是一下子处置这么多重臣，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鲍承先是努尔哈赤时就追随满人地旧人，顺治曾想为他求情，多尔衮依然不准。
这一番处置严厉的程度出忽所有人意料，这三十五人被处置的当天晚上，京城许多官员宅院中都烟雾弥漫，空气中尽是焚烧书籍的气味。
虽然官员们都自觉将违禁的书籍都连夜烧掉了，不过，孙之獬的奏章就象是打开了潘多拉地盒子，一名礼部侍郎，仅凭一份奏章将拉了三十五名大臣下马，十五名还被斩首，其中就包括孙之獬的上司，孙之獬顺利的由侍郎转为尚书，许多一直找不到机会投机钻营之人兴奋起来，他们看到文字狱的威力。
从孙之獬上书后，京城一下子密告成风，先是告仇人，然后是同事，甚至是密友，早上还是关系亲密的朋友，到了晚上就有可能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告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收藏南明过来的邸报，将大清视为蛮夷，攻击大清太祖，太宗固然可以直接入罪；就是影射，借古讽今也是大罪。
对于这些密告之人，多尔衮指使顺天府都要好生接待，一旦查到被告之人属实，马上严厉惩办，即使是密告之人不实，也不用受到什么处罚，一时之间，京城人人自危。
京城的密告成风，倒是取得了一些效果，两处锦衣卫据点暴露，被顺天府衙役顺藤摸瓜，接连抓获了十几名京城活动的锦衣卫，更加助长了密告地人数。
许多原本对多尔衮不满地大臣在这种高压之下无不向多尔衮低头，纷纷向摄政王府表忠心，多尔衮的权力更进了一层，已经有人建议，将皇叔父摄政王中间地叔字去掉，变成皇父摄政王。
这股风越刮越大，从京城开始又漫延到满人控制的地方，尤其是山东更是成了重灾区，这里起义不断，为了镇压义军，清军频繁调动，所耗钱粮巨大，普通的农民和一些小门小户早已经穷得榨不出油水，唯有一些大户人家依然家财万贯，粮食堆积如山。 各地官府早就对这些豪富之家流口水，只是以前没有什么借口，这些豪富之家又与官府关系密切，一时不好下手。
文字狱的风波从京城传了出来，各地官府都是大喜过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在这个年代，哪个富户家中没有书籍，只要随便一搜，自然可以找出错处，首先与官府不那么密切的富户成为地方官府的肥羊，只要官府看上哪家富户的财产，他们事先甚至不需要先找到证据，派兵一搜，自然各种证据都握在手中，直接就可以抄家灭族。
不但是富户，就是官员也互相倾扎起来，无数人被牵连进去，许多人抄家灭族。 弘光二年的六七月，清廷记载的大小文字狱就高达千起，牵连的人数超过十万，杀头之人不下万人，更多人的处于流刑，要么死于路上，要么辗转到了熬到北方，成为那里留守的满人奴隶。
被记载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富户只是承受了官府的借机勒索，花钱消灾，在一轮轮的文字狱过后，清廷一直结据靠吃老本的财政竟然破天荒的好转起来。
到了弘光二年的八月，密告之风依然未停，多尔衮集大清权利亦一身，哪怕他此时做皇帝也无人敢反对，多尔衮才意识到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否则要将汉人官员和富人都杀光了，没有这些汉官和富户的支持，大清朝廷难道能指望这些承受苛捐杂税，穷得叮当响的穷人支持，他就是做了皇帝也没有意味，多尔衮发出旨意，暂停行文字狱，非重大案情，丧心欲狂谋反者，官府不再受理密告，这轮文学狱的风潮才慢慢平息下来。
满人掀起的这场文字狱风波，让锦衣卫的活动大受限制，稍有怀疑就被人密告抓捕，锦衣卫在接连损失人手之后只得谨慎下来，减少了在满人地面的活动，邸报自然也无法再传到北方，多尔衮也算取得了效果。
文字狱导致了北方大量书籍被毁，不过，大明一直是南方文化荟萃，清人能毁得了北方的书籍，却毁不了南方的书籍，对于文化来说是谈不上什么损失，北方大量的官员士子被牵连，对于大明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到了现在，除了那些已经铁心做汉奸的官员，几乎所有的士绅都心向南方。
江南士林的震动更大，他们纷纷写文祭奠北方因为文字狱死亡的亲友，留在北方的许多官员和士子本来就是南方人，他们在江南都有亲友，以前因为他们从贼，许多人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前途，纷纷与之划清界线，现在他们祭奠时倒也理直气壮，这些人既然不容于满人，自然是心忧大明之人，只是暂时沦落在北方，有家不能归而已，祭奠他们才能显示出自己不忘友情的情怀。
连王福也不免要下旨祭奠一番，罢朝三日，以示哀伤，其实王福却心下甚喜，满人这么快露出了他们的本性，今后至少可以不担心一些文人士绅对于改朝换代的麻木不仁，甚至还贪图小利，卖粮于敌。
抱谦，这章晚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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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血战中原 第一百三十四章盐政
第一百三十四章盐政
淮安，这座几经战火的城池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又重新繁华起来，昔日处处伤痕的墙城已经整修一新，街面上人来人往，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在大街上走上一圈，各种吆喝声不绝于耳。
夏完淳和杜登春两人踏入淮安街头时看到的正是这个情景，这里几乎找不到两次战争的一点痕迹，仿佛是一个已经承平了数十年的城池。
淮安之所以能这么快的恢复，是因为这里有盐，淮盐，淮盐因淮河贯穿整个盐场而得名，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有着全国最广阔的沿海滩涂，而且气候四季分明，正适宜于海盐生产。
早在吴王阖闾时代，这片海岸就开始煮海为盐，汉武帝招募民众煎盐，昼夜可产千斤。 唐代开沟引潮，铺设亭场，晒灰淋卤，撇煎锅熬，并开始设立专场产盐。 到宋代，煮海为盐的工艺已很非常成熟。
作为小农经济的封建王朝，盐是唯一每天所有人都要用到的商品，唐、宋以来，盐课常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收入之首，两淮盐业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到了大明，盐课收入下跌到税赋的十分之一，这是因为大明初期，盐法和边计紧紧相连，盐政立法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国家对盐业的控制，通过输粮、输米或纳粮米及其他军用物资领取盐引到盐场支盐经销地方式。 来解决边疆驻军的吃、穿、用，从而巩固边防。
这种盐政边政相结合的政策称之为开中制度，这个开中制度，使得明初时边疆百万大军几乎不需朝廷供养就能自行养活，为此，朱元璋得意的讲：“朕无需一两饷银而养百万大军，到仍亘古未有之举。 ”
可见。 大明财政对盐业的依赖非但没有比唐宋时期减轻，反而加重。 不过，这个令朱元璋无比得意的开中制度到了明中期就破坏殆尽，由于盐业的巨大利益，官员、勋贵、太监互相勾结，倒卖盐引，私自夹带，使得商人辛苦运粮到边关获得地盐引价值大为降低。 入不敷出之下，再也没有人肯运粮到边关。
到了成化年间，开中制度再也无法执行下去，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巡抚右都御史刘敷疏请两淮水乡灶课折银，每引纳银三钱五分，开始了开中纳银地试行，弘治四年叶淇为户部尚书。 着手将开中折色推行全国，朝廷正式命令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不等，至此开中折色制度正式确立。 商人不再需要运粮到边关换取盐引，而是直接交银换取盐引。
开中折色后，朝廷在盐政上的收入大增，张居正主政期间，每年朝廷盐税收入一度高达五六百万两，其中两淮盐税每年贡献二百余万两，除去给边关的各种开销，盐税一年可以节余一百万两，张居正死后，太仓存银因此高达一千多万两。 万历年间能够支撑大明进行三大征。 实赖张居正留下来的一千万两存银。
现在南明朝廷在盐政上还是继承原来的开中折色制度，只是盐税的收入却少得可怜。 以弘光元年为例，朝廷在盐税上的收入不过三十多万两，其中两淮盐税依然占了大半，缴纳了二十余万两，可是它最高峰时相比，只有差不多十分之一。
这么少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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