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肌！薄�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朱德总司令前来观看美国人表演美式枪械，在院子里碰见我：“哈，小伙子跑到这里来当外交家啦！”
中央办公厅从西北菜社、边区菜社调来最好的厨师，为观察组烹调一日三餐。一开始，美军官兵都吃西餐，早餐每人两只油煎鸡蛋和油炸土豆片。他们喜欢吃开水烫洋葱和白水煮红罗卜。运输机从重庆运来五花八门的罐头、面包、黄油、饼干和饮料洋酒。厨房只用美国的酸黄瓜罐头做些酸黄瓜汤。餐厅的长条桌子上摆满了面包片、午餐肉、黄油片、牛奶和果酱。1940年我在胜利食堂学厨，知道一些西餐菜肴的做法，通过翻译，让飞机运来沙拉油和洋调料，做了土豆沙拉和几种西餐小菜。
包瑞德非常喜欢烧饼，一连吃了三天九顿，吃得我们几个管理员犯嘀咕。我说，劝一劝他，过个三五天再吃，以后还有带馅的烧饼。我让大灶厨师炒熟了核桃芝麻，擀成盐馅，给包瑞德烤了几只烧饼。包瑞德吃得高兴，把烧饼掰开让身旁的军官品尝，结果“惹祸”了，美国人都闹着要吃烧饼。好家伙，一次要烤几百只烧饼呀！
翻译带我去见包瑞德，说带馅烧饼就是他的主意。他满脸笑容，挑起大拇指：“OK，OK。”让我等一下，一起合个影。包瑞德转了一圈回来，用手比划：“照相机坏了，以后找机会照相。”
美军每人一套餐具，就是延安烧制的灰白色大磁盘，放在双层木架上，有每个人的姓名牌牌。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美国人饭菜太单调了，决定给盟军朋友改善伙食。我们找美国人要了一只汽油桶，锯掉油桶的盖子，放火烧掉桶里的油泥，在油桶外圈用青砖垒砌了一道夹层，建了个大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我们宰杀活鸡，先用细盐腌透，再用香料汤浸泡，烘烤之前还要涂抹猪油，出炉的“延安鸡”皮脆肉嫩，香气儿冲鼻子。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吃得一干二净，极受美军官兵的欢迎。延安厨师烤制的面包新鲜可口，从此，飞机再也不往延安运送面包了。后来，观察组的美国人也能用筷子吃饭，喜欢吃包子，饺子。那时，我们无偿供给美军观察组饮食。
观察组中方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时常吃些午餐肉罐头、黄油果酱，开了洋荤。杀猪宰牛剩下“下水”，厨师们大显身手，爆腰花、酱猪肝、脆皮大肠、水晶肚伙食水平超过中共中央的小灶。我吃牛排猪排，觉得不如胜利食堂沙师傅烹饪的地道。
美军也有一个管理员，名字记不清了，大约叫什么“沃德”，他三十来岁，负责通知每天吃饭的美军人数。我忘不了“沃德”第一次送来午餐肉罐头。他左右胳膊各夹着十二磅重的罐头，走进我们吃饭的房间，然后用手比划着，让我们打开。他看没有人动手，就从口袋里掏出起子，当场撬开罐头，用餐刀划切，分给每一个中国人，说了声“OK”，满意地离去。“沃德”经常拎一只铁皮桶，里面装着各色罐头食品，送到中国人的大灶。
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2）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共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驶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1）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分别代表着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随着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军观察组的少校军医离开延安后，马海德医生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医疗工作，他每周至少来一二次，给中美双方的人员看病。大餐厅就是马海德医生的临时疹室。一次，在我们管理员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个小玻璃瓶放入医疗箱，兴奋地说，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我问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美军给的盘尼西林。
一个星期天，我闲逛到近邻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