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在红军总医院（1）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在红军总医院（2）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地问我：“你怎么把火扑灭了呢？！”
我用手指向低矮的稻草苫顶：“那火焰要燃了房顶。”
张琴秋抬头看见已经焦糊的稻草，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没想道火灾危害啊！谢谢你啦！你还够机动灵活的！”
我问她：“火盆怎么烧起了大火？”
她说：“天太冷，我添了一些松木刚刚起烟，火就燃起来了。”
以后，张琴秋更加喜欢我，给我很多关照。
混行在长征队伍中的娃娃卫生队（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天气还没有暖和呢，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轻伤员陆续归队，重伤员安置在老乡家中，带不走的炊具器皿赠送给周围的乡亲。我的挎包里装满了伤员们送的川陕苏区天蓝色布币，还装了一本红军的识字课本。
川陕苏区的布币似乎没有流通起来，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军晌也无处花销，后来的路途艰难，我就把苏区的布币扔光了。
红军医院政治部的干事们四处动员医护人员交出自己身上的银元，集中保存。干事们在大会小会上讲：“你们如果不拿出银元，以后还有检查，发现谁私藏银元要严厉处分。”
1933年在红军31营时，发过一次军饷，不论大人小孩，一人一块银元，我和父亲都领到了沉甸甸的一块。这枚银元我舍不得上缴，也不敢藏在身上，偷偷地将它埋在村边一棵大松树下，心想，以后回王坪，再挖出来。
红军总医院的小护士、小勤务都集合在院总部前的平坝上。张琴秋一身军装，整洁利落，她说：“这几天，你们共青团小组都讨论了红军实行战略攻击，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今天红军开始行动，你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任命李耀宇同志为卫生队大队长。大家要团结好，服从指挥，互相照顾，跟着红军走，你们会有光明前途的”
卫生队又划分了三个小队，指定了三个小队长。
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沿着行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离开了王坪红军总医院。我们走过松柏树下的红军墓地，坟茔上的兰花忽然开放，好象红军英魂有灵，放出兰花香气来送行。同时，一条条山沟里走出一队队红军，或后勤机关与民夫混合的队伍，像小溪汇成江河，浩浩荡荡沿着山川河谷向前。
路途休息的时候，红军医院的民夫挑着中草药的担子从后面追上来，大家互相打着招呼。这些四川的黄连、党参、天麻、川芎一直运到了松潘草地，才把中草药分散了，让部队上的战士背着。
太阳落山时，我们大约走了六七十里路，远远望见红军兵站的火把光亮。红军的兵站往往设在寺庙或祠堂，如果前不搭村，后不接店，就在荒野中架起几十排草棚，地上铺上稻草，招待部队吃饭宿营。
兵站的哨兵询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我回答：“王坪总医院的卫生队，快给我们弄点饭吃吧！”
兵站的同志讲，总部传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