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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学俄语的高潮，很多英语老师都改教俄语去了。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国称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居然想“修正”一下马列主义。先前教俄语的那些老师，又有不少改教英语了。
静秋就读的K市八中，跟整个市区隔着一道小河，交通不太方便。不知道市教委怎么想的，就把硕果仅存的几个俄语老师全调到K市八中来了，所以K市八中差不多就成了K市唯一开俄语的中学，几乎年年都有L师大俄语系的学生来实习，因为除了K市八中，就只有下面几个县里有开俄语的中学了。
柳盈因为老头子有点硬，所以没分到下面县里的中学去。柳盈挺喜欢静秋，没事的时候，总找她玩，教她唱那些俄语歌曲，《山楂树》就是其中一首。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是只能偷偷干的，因为苏联的东西在中国早就成了禁忌，更何况文化革命中把凡是沾一点“爱情”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给禁了。
按当时的观点，《山楂树》不仅是“黄色歌曲”，甚至算得上“腐朽没落”“作风不正”，因为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也觉得他们俩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
“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
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
……
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柳盈嗓子很好，是所谓“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星期天休息的时候，柳盈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柳盈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她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赵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赵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地上。
歇了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邓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赵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赵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颗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因为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像比这诗情画意多了。
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青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赵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赵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的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邓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这次的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赵村长是见过了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地记录他说的话好像司空见惯一样，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她看见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赵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山楂树之恋（2）
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了，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
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她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本来出身就不好，再不巴巴地靠着无产阶级，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我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就是说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她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胡思乱想。想得太入神的时候，她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彼处的感觉，好像自己的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那些想像中的人物，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被敌人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与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俄国小伙，交替出现在她脑海里。而她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志士，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俄国女孩，搞得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赵村长站了下来，指着山下说：“那就是西村坪。”
几个人都抢着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坪，只见一条小河象条绿色的玉带，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真算得上山清水秀。
站在山顶鸟瞰西村坪，整个村庄尽收眼底。田地象一些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一幢幢民房，散落在各处。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还有一个大场坝，赵村长介绍说那就是大队部所在地。队里开大会的时候，就到那里去，有时搞联欢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
赵村长解释说，按K县的编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所谓村长，实际上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首先来到赵村长的家，他家就在河边，从山上就能望见。赵村长家只有他妻子在家，她让大家叫她“大妈”。家里其他人都下的下地了，上的上学了。
休息了一会，吃了饭，赵村长就来把几个人的住处安排一下。邓师傅、陈校长和那个叫王健康的男生住在一户村民家里，董老师只是暂时来一下，在写作方面作些指导，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有户村民同意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但只能住两个人，赵村长只好自己带头，说：“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我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
三个女生面面相腼，都不愿意一个人“掉单”住在赵村长家，跟他女儿挤一床。静秋看看问题不好解决，主动说：“那你们两个住一起吧，我住赵村长家。”另两个欢天喜地答应了。
那天就没什么活动安排了，大家自己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晚上再上赵村长家吃饭，明天正式开始工作，大多数时间会用来采访村民，编写教材，但也会安排跟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点农活。
赵村长带其他人到他们的住处去了，家里就只剩下静秋跟大妈两个人。大妈把静秋带到她二闺女的房间，让她把行李放在那屋里。那个房间，象静秋去过的那些农村住房一样，黑乎乎的，只在一面墙上有一个很小的窗子，没安玻璃，只用玻璃纸糊着。
大妈开了灯，灯光也很暗，勉强看得见屋子里的摆设。静秋看见一间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收得干干净净的。一赵床还比较大，比单人床大，比双人床小，睡两个人虽然挤点，也还凑合。
床上铺着刚浆洗过的床单，硬硬的，摸上去象纸赵不象布料。被子折成一个三角形，白色的被里在两角翻出来，包裹着红花的被面，静秋琢磨了半天，都没琢磨出这究竟是怎么折出来的，不免有点心慌，决定今天用自己的被子，以免明天折不回原样了。按那时的要求，学生下乡住在贫下中农家，就得象当年的八路军一样，用了老乡家的东西，得回归到原封原样了才算数。
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块大大的玻璃板，专门用来放照片的那种，这在当时算得上奢侈用品了。玻璃板下面有深绿色的布底，照片放在上面，再用玻璃板压住。静秋忍不住凑过去看了起来。
大妈想必也是经常接待来访者的，很健谈，也很和蔼可亲。她一赵赵指着那些照片，告诉静秋那些人都是谁。静秋从照片上看到了大妈的大儿子赵志宏，很高大，想像不出是赵村长和大妈的儿子，可能是家庭中的变异。大儿子在严家河邮局工作，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
大儿媳叫朱惠，在村里的小学教书，长得眉清目秀，个子瘦高，跟大儿子很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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