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呆不住了，只能漫无目的地瞎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一个踉跄栽倒在大路边儿上，从此再也站不起来。村子里的空房越来越多，街路上的行人却越来越少了。
老百姓掉进了汤锅里，眼看着全都活不下去了。镇洋县①的县太爷郑扬旌，是个心狠手辣贪得无厌的人，衙门里单是他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刑具，就不知道有多多少少。遇上这样的大荒年，他不单不开仓放赈，反倒想趁着闹灾荒的机会大捞一把。他以“查灾”为名，带着一班衙役捕快到乡下来，住在粮绅富户家里，一面好酒好肉不离口，鸦片烟整天烧着，一面派捕快衙役到处抓人，不是说这个是贼，就说那个是匪，再不然就是欠租欠账，用那些千奇百怪的刑具天天追比，搅得村子里鸡飞狗跳，人畜不宁。乡亲们压不住心头怒火，都说：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豁出这条命去不要了，也不能饶了这个狗赃官。大伙儿心一齐，几个打头的扛起锄头扁担，一棒锣响，聚起了好几百口子来，冲进县太爷落脚的那户粮绅家里，要抓出那个郑扬旌来一口一口咬死他。可惜事情办得不严密，走漏了风声，大伙儿从前门冲进去，这个狗东西却从后门溜走了。大伙儿救出被抓走的乡亲们来，赃官没逮着，就拿那家粮绅出气儿，几百个人一齐动手，把房里房外砸了个稀巴烂，才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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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镇洋县──今江苏省太仓县。
嘉定县的乡亲们听说了镇洋县知县夹着尾巴逃跑的故事以后，大长了志气。他们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聚了上千人，以“报水”①为名，不顾绿旗营官兵的阻挡，冲进了城门，大闹公堂，回头又吃大户、砸米店，把城里十几家粮店囤积的粮食都分了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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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报水──报告水灾。
过了年，太平军在广西金田村扯旗造反，全国各地冲衙门杀官府的奏章雪片似的报进京去。道光皇帝又急又恼，一口气上不来，呜呼哀哉，回他的紫微宫②去了。咸丰皇帝登基坐龙廷，一者照例要大赦天下，二者看见全国各地刀兵四起，烽火连天，水旱虫灾，连年不断，老百姓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实在没法儿活了，也不得不给老百姓松松绳套，就颁发一道诏书，大赦天下，豁免了我们那儿道光三十年以前灾年中的钱粮。为的是收买民心，要老百姓觉得当今天子仁慈宽厚，体恤民情，皇恩浩荡，今后不可再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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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紫微宫──即紫宫，本是神话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迷信的说法：“真命天子”是紫微星下凡。这里说道光皇帝回紫微宫，有明褒暗贬的讽刺口气。
可是刚过了一年，就在咸丰二年，青浦县知县余龙光看见当年的收成稍为好了一点儿，想趁机捞一票，就假传圣旨，要征收已经豁免了的道光三十年以前灾年中的那份儿钱粮。催粮船开下乡来，催粮官在乡下狐假虎威，仗势欺人，限定日期，严比追收。那些过了限期交不上钱粮的乡亲们，叫他们一根铁链儿锁了去，非刑吊打，逼钱逼粮。乡亲们刚刚逃出了天灾，又掉进人禍中。当地乡亲们说：“水旱虫雹四大灾，官府杀人灾上灾。”真是不假呀！
我就是这个青浦县塘湾镇地方的人。我父亲在镇上开一家小小的铁匠铺，家里就我爹、我妈、弟弟和我四个人。我从小就在铁匠炉旁边帮我爹干活儿。我的真名实姓叫刘保安，我弟弟叫刘保义。刘浪是我后来四处流浪的时候用的假名字。
我弟弟比我小三岁，我们哥儿俩从小学打铁，都是膀大腰圆的身坯子。闲下来没事儿了，我们兄弟俩就在一起刺枪弄捧。我爹见我们兄弟俩都爱练武，就把我们两个一起送到镇上最有名的拳教师周立春那儿去学习武艺。
我师傅周立春世世代代都是种田人。他从小练武，经名师指点传授，本事十分了得。在那样的年头儿，就是有天大的本领，又有什么用处？我师傅就为没钱上下打点，连个武秀才都没考上。一赌气儿，就再也不下那叫人生气的考场了。种地之外，把自己的全身本事都传给了他的独生女儿周秀英。看得上眼的，他也收几个徒弟。在师兄弟中间，有个叫铁罗汉徐耀的，比我大三岁，身坯和武艺都比我强得多。他跟师傅学了三四年武艺，就跟着他爹妈搬到嘉定县的南翔镇去了。好在南翔离塘湾不算太远，一年里，我们总要见上几回面的。
我们兄弟两个跟师傅学了三年武艺。有个远房堂叔在苏州开了一家铁匠铺，缺个伙计，把我弟弟带走了。我呢，还在我爹的红炉上干活儿，给我爹打下手。
道光二十九年，我师傅的师傅叫一个人带一封信来找我师傅。这个带信的人，名叫刘丽川，广东香山县人。道光二十五年，他在香港入了天地会，这回是专门到上海来，要在上海立山堂的。
天地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入会的人不信神，不信鬼，只信天地正气；宣扬天下穷人是一家，相亲相爱，互帮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过不了多久，塘湾一带就立起了山堂，招收会众，用不着说，我和我师傅当然都入了会。
师傅派我到南翔去联络铁罗汉徐耀。我到了南翔，他已经在青浦、嘉定两县交界地方的彭安庙、陈典、真如一带联络了乡亲们，自己立了个罗汉党了。他说：罗汉党刚刚成立，不便于马上改名合并，等以后时机成熟了，一定并过来。
我们上海地区，跟你们这里不一样：你们这儿地里主要种粮食，棉花药材也种一点儿，却不太多。我们那儿，土地碱份大，十之七八都种棉花，只有三两成土地用来种粮食。不过官府里收钱粮，还是收粮食。种棉的农户，只得用棉花织成布，把布卖掉，再到外县去买粮食来交钱粮。
大概从明朝开始，我们苏松太地区①的钱粮，就已经是全国最重的了。这种沉重的田赋，官府称之为“浮赋”或“浮粮”。到了道光二十年庚子，林则徐奉旨在虎门禁烟，英国的强盗船兵临城下，从广州一直打到南京、天津。中国人吃了败仗，少不了要赔款议和。这种赔款，当然不是皇上从他的银库里往外拿的，少不了还是要加到老百姓的头上，首先是加到号称鱼米之乡的苏松太地区老百姓头上来。当时我们交的浮赋，比起元朝来要高三倍，比相邻的镇江府要高四五倍，比起你们这里每亩田“税米三升变一斗“①来，只怕高出十倍还不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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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松太地区──指苏州府、松江府和太仓州所管辖的地区。上海县置于元代，清代属江苏省松江府。
① 税米三升变一斗──清代的田赋，额定为每亩大米三升。但是官府税吏巧立名目，层层盘剥，农民实际上要交一斗。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在道光十年（1839）写过这样一首诗：“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你们当是单单钱粮重就算完了吗？早着呢！官府里盘剥百姓的点子，那真叫花样百出，名目繁多。就拿我们苏州府收漕粮②来说吧：按规定，交漕粮可以交大米，也可以交银子。你要是交大米呢，上交的粮食不论你晒多干，扬多净，照例总归要打折扣。一石粮食挑了去，只能算五斗四升，最多也不过算六斗，叫做“浮收”。这还不算，量米的时候，要用脚踢斗，让斗里的米装得更多。粮店卖米，用一块竹板一括，让斗里的米平槽算一斗；交钱粮，不但斗里的米要堆成尖儿，还要抓上一把米往下溜了，再不能往上加了，才算… 斗，叫做“踢斛”、“淋尖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盘米”，说是做样品，实际上是额外多收；“贴米”是帖补成色不足，再加上“水足费”③，名义上是交一石钱粮，实际上总得交上两石五六斗。你要是交银子呢，那也得按官府定的米价算账，一石米的价钱，往往高出市面两三倍，称为“勒折”。算起来都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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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漕粮──清制：除按土地、人丁征收额定赋税之外，还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奉天八省征收米豆，经水路转漕到京师，称为“漕粮”。
③ 水足费：运输费。
这样重的钱粮，名义上是由业主交纳。九九归元，落叶归根，说一千，道一万，这笔钱还是要佃户出。这就叫作“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府怎样加赋税，粮绅就怎样加租谷，只能多收，绝不会少要。
我们那儿的地，一年可以种两茬儿，丰年一亩好地最多能打三四石米，歉年孬地每亩能收一石的就算很不错的了。租田的规矩，夏粮全归佃户，秋粮则与田东按四六或三七分成：田东拿六七成，佃户拿三四成；也有定“死租”的，不论年成好坏，一亩地的租谷定为一石到一石五斗。不过粮绅收租用的斗，比市面上用的要大得多，要用一石二三斗甚至一石四五斗才能装满租斛的一石。对交不出租米的佃户，田东可以勾结官府送进衙门里去打板子。有势力的豪绅还私设公堂，打起板子来一板见血。年成不好，卖儿卖女交田租的，可不是一家两家呀！
乡亲们经过道光二十八年以来一连三年的水旱虫灾，早已经当光卖光，好容易盼到咸丰二年收成好一点儿，能吃上一口饱饭了，却又晴天里一声雷，要追收前几年灾年中豁免了的钱粮，而且又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你想想，老百姓还活得下去么？
官府里在逼我们往死路上走，我们呢，偏要活！这就叫官逼民反，逼上梁山！
自从我师傅在塘湾成立了天地会山堂，一个串两个，两个串四个，像竹子分杈儿似的，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有了上百人了。大家看着世道一天比一天不像话，我师傅把几个头头脑脑儿的找来一商量，都说：坐在家里，只有等死，要是天地会出面联络人，全镇的穷哥儿们抱成团儿，大家一起齐心抗粮抗税，官府里那几个人也就奈何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