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出口羊毛7。11 亿磅，1969 年为14。71 亿磅，1973 年为15。26 亿磅。
直到80 年代初，羊毛仍是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中最重要的商品，如1980—1981
年出口羊毛70 万吨，占世界羊毛出口总量的60 ％，居世界之首。
小麦和大麦出口情况无论从出口数量和出口总产值看大致亦呈增长趋
势。以数量言，50 年代在250—400 万吨间，60 年代在500 万吨和800 万吨
间，70 年代最高时一度上升至1840 万吨，最低亦为610 万吨。从出口总值
看，从50 年代的2。5 亿元上升到1979—1980 年的28。9 亿澳元。
在农牧产品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羊毛和麦类的是蔗糖和肉类。1950—1951
年度，肉类出口总值6000 万澳元，到1979—1980 年度上升到17。3 亿澳元。
肉类出口主要是牛羊肉。蔗糖，1952—1953 年度出口47 万吨，1980—1981
年度则出口258 万吨，年出口总额达11。5 亿澳元，仅次于古巴，居世界第二
位。
澳大利亚农牧产品出口，一般说来占其产量的较大比重，羊毛出口占总
产量95 ％以上，牛肉占50 ％，羊肉约占70 ％，小麦约占80 ％，蔗糖约占75
％。因此，澳大利亚是农牧产品出口大国，长期以来，仅次于美国，居世界
第二位。
从60 年代起，澳大利亚矿产品出口量和出口总值增长亦异常迅速，成了
世界矿产品出口大国，其中以煤、铁矿石、铝土及氧化铝等矿产品出口额增
长尤为迅速。从本世纪60 年代后期开始，到1981 年，煤出口总值增长26
倍。1979—1980 年出口煤达4000 万吨，价值达16。9 亿澳元。同期，铁矿石
出口总值增长23 倍，1979—1980 年出口高达8000 万吨，约值10。8 亿澳元。
1970—1981 年这十年间，氧化铝出口价值增长9。4 倍，1979—1980 年出口氧
化铝约700 万吨，约值10 亿澳元。据统计，1979—1980 年农牧产品出口值
占总出值的42。2 ％，而矿产品出口值则占26 ％，因此矿产品出口比率仅次于
农牧产品，居第二位。
上文指出澳大利亚进口贸易在50 年代后亦有大幅度的增长，这和出口贸
易的增长大致是相同的。但从进口商品结构上看恰恰是相反的。进口的大宗
产品是制造业产品（包括石油），约占85％—90 ％，其中石油及其产品约占
10 ％，运输、机器和各种设备占25 ％至40 ％，其余为制造业原料、化工产品、
纺织品、纤维产品等。而农牧产品和矿产品所占比率极其微小。
澳大利亚战后对外贸易主要有下列特点：
第一，同英国的贸易额逐步而又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在英国加入欧洲共
同市场后。相反，同美国、同亚洲诸国的贸易额，尤其和日本的贸易额大幅
度上升，同中国的贸易额亦有增长的趋势。如以1949—1950 年度和1979—
1980 年度，澳大利亚同英、美、日三国进出口贸易为例：1949—1950 年，澳
大利亚向英国出口价值占其总出口值的38。7 ％，美国为8。1 ％，日本为3。9
％，而到1979—1980 年英国下降为5 ％，美国上升到10。8 ％，而日本更升至
26。9％。向中国输出值亦由1959—1960 年度总出口值的2 ％上升至1979—
1980 年的4。5 ％。澳大利亚进口状况亦如是：1949—1950 年，英国占52％，
而1979—1980 年则降为10。2 ％。同期美国由9。7 ％升至22 ％，日本亦由1。3
％上升至19。1 ％。
第二，在战后对外贸易中，澳大利亚一度是逆差，但最近若干年来，出
现了顺差，从而改善了国家的财政金融状况。应指出的是对英、美、加三国
的贸易一直是逆差，而对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则为顺差。
第三，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牧产品在出口贸易总值中的比
率大幅度下降，相反，工业和矿业产品出口份额却在日益扩大。
第四，在对外贸易中，出口以农牧产品和矿产品为主体，进口以工业品
为主体。在资金上依赖英、美、日诸国。60年代后期，每年吸收外资超过10
亿澳元。从1946—1972年，澳大利亚共吸收外资累计达114。49亿澳元。1979
—1980年度，英国、美国和日本是三个对澳投资最多的国家，分别为9。21
亿澳元、8。25亿澳元和3。73亿澳元，是年澳大利亚共吸收外资29。61亿澳
元。
四、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事业
澳大利亚战后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发展本国经济，而且战后国际环境对
澳大利亚发展经济十分有利。二战使英国进一步削弱，因而使澳国最终摆脱
了英国控制，加之，日本战后大规模地购买澳大利亚矿产品和粮食，美日扩
大对澳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广大的市场，中澳
贸易的建立和扩大，所有这一切都是促进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
是澳大利亚经济建设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失业、通货膨胀和贫
困等严重社会现象。
澳大利亚战后一直存在着通货膨胀和失业， 1947—1949年零售物价上
涨10％，进入60年代后通货膨胀率为2。5％，这是可以接受的膨胀率。进入
70年代后因经济危机所致，通货膨胀率猛烈增长，1974—1975年一度高达
16。7％。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既扰乱国家经济，又会导致政局不稳。因此，战后
长期执政的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一再采取“紧缩银根”措施来抑制通
货膨胀。但是“紧缩银根”的直接后果是使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和失业率
增高。例如1961年，孟席斯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银根”，便造成了
1962年1月份失业人数高达13。2万人，是战后失业最高纪录。为了解决失
业问题，政府被迫建立一个探讨改组国家经济的委员会，由一些重要商人和
经济专家组成，由詹姆士·沃恩昂博士任该委员会主席。同时财政部长赫尔
特采取使失业率下降的措施，主要有：拨款给各州兴办公共工程、减少所得
税5％、增加失业补助金，从而初步地改善了就业状况，到1963年10月失业
人数下降为5。9万人，这是自1960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同年10月通过了《十
进位货币法案》，经过长期争论，1966年2月14日正式定澳大利亚货币为
“元”和“分”的名称，这是受美国货币影响的结果。
但好景不长，进入70年代后，因世界金融危机的波及，澳大利亚出现了
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增长的可怕局面，如失业率已接近占总劳动力的2％，通
货膨胀率已超过年6％。虽然后来联合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未能凑效，这
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72年政府垮台。
工党政府在1972年12月上台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失业率和通货
膨胀率显著增高，经济出现了萧条。为了稳住形势，惠特拉姆采取扩大公共
工程和增加社会福利的政策，这样便增加了财政费用，其结果不利于抑制通
货膨胀率的增长，造成物价暴涨，引起人民的不满，工党威信受挫。这是惠
特拉姆政府在1975年倒台的根本原因。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一直推行和强化社会福利主义政策，因此到战
后社会福利名目十分繁多，诸如养老金、残废抚恤金、寡妇养恤金、单身父
母补助金、退伍军人及阵亡军人遗孀养恤金、失业及疾病救济金。。不胜枚
举。每年此种社会福利支出数字极大，如1981—1982 年度高达115 亿澳元，
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7。8％ 。而各党为了博得选民支持也往往以此作为竞选
纲领中的重要内容。
社会福利政策存在的本身说明在澳大利亚有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其生
活处于贫困状态。据研究澳大利亚贫困问题专家汉德逊教授推算，1973 年，
澳大利亚处于贫困的家庭约占全澳家庭的18％ ，总计约150 万人。
但是，澳大利亚人民因战后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如以收入和消费言，1981—1982 年和1949—1950 年度相比，澳大利亚人的
货币收入增长27。5 倍，消费支出增多24。2 倍，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家庭收
入实际增长3。9 倍，消费支出实际增长2。5 倍。因此，澳大利亚自称为“富
裕”国家。
五、澳大利亚的人口与移民
澳大利亚战后经济发展与其人口的增长密切相关，而人口的增长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大规模地吸收移民。大规模地吸收移民是澳大利亚传统的国策。
在第二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深深体会到，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不仅
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增强国际实力也会受到限制。况且，战后面临着经济大
发展的局面，极感劳动力的缺乏。因此，战后吸引了大批移民的到来，并于
1947 年提出：“移民就是繁荣”的口号。战后吸收移民约有347 万，其中有
80％ 的移民定居下来，1947 年，全澳大利亚人口为757。9 万人，1981 年全澳
人口为1492。7 万人，增长数达734。8 万人，而移民为347 万，占全澳人口增
长的47％ 强。
战后澳大利亚人口的显著特点有四：
第一，战后人口年自然增长率加上年移民增长率合计1—2。29％ 之间，是
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第二，澳大利亚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绝大部分人口集中于东南地区。据
1976 年普查，东南地区的人口占全澳大利亚人口的92％ 。维多利亚和新南威
尔士两个洲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的61。9％ ，而广大内陆、澳北区、西澳大利亚
则人口十分稀少。
第三，人口城市化，墨尔本和悉尼这两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1。1％ 。
又如6 个州的首府再加上5 个10 万人以上的城市的人口合计占全澳人口的
69。8％。
第四，澳大利亚人口结构中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移民的较高比重，据
1971 年普查，悉尼人口的25％ 、墨尔本人口的27％ 、阿得雷德人口的28％ 、佩
思人口的31％ 出生在海外，换言之是移民。1966 年中国血统的移民为3。5 万
人。
第三节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