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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说：“我进了新村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那里人人劳动，各取所需，新村的空气中，便充满了人类之爱，实在令人陶醉。我回国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提出了新村的理想，就是真正人的生活的理想。这跟我‘人的文学’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蔡元培顿时来了兴趣。他对工读互助团的出现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先是在元旦发表了《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又在一月中旬应邀在少年中国学会作了题为《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的演讲。还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捐款赞助这一新生事物，陈独秀虽刚出监狱，却一下捐了三十大洋。鲁迅对此却很冷淡，说这事注定办不下去。周作人坚持说一定办得下去，工读互助团不需养家，不需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有这么多好处，为何办不下去现在连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都在群起仿效还有，那位湖南的毛泽东，来京后参观了女子工读团，觉得很有趣味，打算回去也搞“改造湖甫联盟”的计划，也想发起一个类似的组织呢。
蔡元培见兄弟俩各执所见，气氛寡淡了，忙含笑前来解围道：
“中国的出路在改造，改造的出路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穷教育，所以前年我搞校役夜班，最近北大学生会发起平民夜校，启明又和王光祈等人办工读互助团，都反映了大家为探索改造中国之路所作的可贵努力，这种精神是值得称颂的。豫才，这次回京后我抽空看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现了同一期你的随笔和《药》，觉得守常是把你当作主义派而《每周评论》上胡适和守常的论战我也拜读了，看样子《新青年》营垒已有思想分歧。唉！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将登台亮相。思想文化界，又将面临一次新的大浪淘沙！豫才，我觉得守常和仲甫已明显苏俄化，他们是想发动政治革命而玄同、半农、尹默还在搞学术革命，适之也开始高谈政治了，但着力点还在文学和学术上。豫才、启明，从本意上讲我不想看到《新青年》同人内江，散伙，不知你们有何高见”
周氏兄弟对视一笑，鲁迅呷了一口酒说：“在‘问题和主义’的争论中，我是不反对过激主义的。”
他又点燃了烟，低头抽了起来。记得在李大钊编的那期“专号”里，他曾热情地赞美过十月革命，在杂感中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而那篇小说《药》是写革命者夏瑜的，这个孤独的精神的战士，为着民众战斗，却在死后被愚昧者喝了他的血。《药》写得有些王婆式的鬼气，他在铺纸蘸墨时，总感到有老熟人秋瑾的亡灵在脑中回旋，屋外又有那棵曾吊死过人的大槐树，连鲁迅自己也感到文中弥漫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是应李大钊之约而写的，他预感到对方会感兴趣。果然，李大钊从鲁迅的小说中看到了革命者的悲哀、国民的愚昧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他视《药》为主义派，当即将文章收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鲁迅沉思着瞥了一眼周作人和周建人，淡淡地说：“尽管我尊重守常和仲甫的气魄，但对中国的政治革命却很迷惘。我心中总是拂不散十年前那场革命的阴影，拂不散当日本人刺杀中国人时，我们的国民却拥在边上看热闹的印象。我始终要怀疑，喜欢用自己的眼睛多看几眼。‘五四’那天，孙伏园跑来大讲了一通他们火烧赵家楼的情景，我却一点激动不起来。因为我怕有政客利用青年的无知和热情做牺牲品。我惟一能做的事还是用笔来揭露这吃人的社会，来揭示国民灵魂的病根，并尽量翻译些弱小民族的作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我从来不反对革命，因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黑暗，最大的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得不迁就有武力的军阀和政客。而要依靠这些人搞政治革命，中国只会更加黑暗和倒退。”
蔡元培赞同地点了下头，这就是鲁迅的性格，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深刻得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的目光透过窗外，落在鲁迅手栽的两株丁香上。对了，豫才是喜欢丁香的。他的心里总是郁结着一种丁香般难以排解的惆怅。
3
早春二月的一个傍晚，朝阳门内驶来一辆骡车。管城门的警察，见车内是位病人，车把上坐着位河北口音的账房先生，便挥挥手放行骡车乘着暮霭的遮掩，朝天津方向疾驶而去。
当骡车驶出一段路程后，那位头戴毡帽，穿着油迹斑斑棉袄的病人，按捺不住地大笑起来：
“守常，我们脱险了！”
前面那位携带账本，好似年关前下乡收账的生意人，果然是李大钊。见他一把脱下礼帽，也回转身吁了口长气：
“仲甫，刚才我真捏了一把汗呢！”
事情还得从陈独秀说起。前不久，他应章士钊之邀，神不知鬼不觉地去了趟上海。不料中途又因胡适介绍去汉口演讲，没想到报纸将他到武汉的过激活动公布了出来。他是受监控之人，立即惊动了北京警察厅。当时吴炳湘已经下台，警察厅决定在他回京时逮捕他，罪名是违反了保释戒约。
陈独秀是2月7日从武汉大智门乘车回京的，他什么也不知道，下车后径直回了家，结果遇上了一位警察。警察盘查了几句，就慌里慌张地走陈独秀越想越不对劲，和高君曼一商量，赶紧离开了家。他出门后先上了胡适处，见那里人杂，又掉头跑到李大钊家里。
一进门，李大钊和高一涵就惊叫起来：
“啊呀，你可来了！没有回家吧？”
李大钊上前接过他手上的小皮箱，转身关上了门。
原来他俩见风声不妙，又得知他今日回京，早派人去车站等候结果人多没有接上，正在着急呢。
李大钊很担心陈独秀的处境，沉着脸说：
“仲甫，北京呆不下去既然陈炯明想请你筹备西南大学，还是去南方吧。”
陈独秀想起了那个獐头鼠目的警察，也心有余悸地说：
“看来不走也得走了，但乘火车和汽车肯定是自投罗网。”
李大钊在客厅里踱了几步，果断地说：“这样吧，咱们化妆一下，我送你去天津，你从那乘船去上海。”
两人先赶到北大教授、李大钊的老乡王星拱家精心化装起来。陈独秀园坐了几月牢，正闹胃病，加上旅途疲劳及刚才那场惊吓，脸色苍白，胡髭拉茬，极像个病人。就干脆套上一件王家厨师的脏衣服，戴上顶旧毡帽，装起病来。而李大钊扮什么好王星拱想了半天，突然一拍脑袋笑了起来。
“有了！稍等片刻。”
他转身出了门，不一会就捧来了几册账本和店家的红纸片儿，喜滋滋地说：
“守常就做个账房先生吧！”
待化装完毕，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骡车慢悠悠地在路上晃荡着，因为兴奋，陈独秀正点燃一支烟吸着。
李大钊瞥了他一眼，觉得此次分离，也不知何时再能见面。上车时他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好好交流一下看法，这也是他亲自送陈独秀离京的一个原因。在中国要搞苏俄式的革命，像陈独秀这样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是少不了的。见他兴致很好，李大钊便不失时机地开了口：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
陈独秀吸了一口烟，陷入了沉思。他虽然是个老革命党人，但骨子里从不愿攀附别人，包括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所以李大钊一提出建党，他就想起去年年底在《〈新青年〉宣言》中说的话，他曾说过：“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可是今天，他却挺爽快地说：“好守常，我以前可是反对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要在那时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
“哦，现在怎么变了”李大钊想多听听他的意见。
“没有变。因为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
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
“好！”李大钊绷紧的心终于释然落地，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守常，听说你搞了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向蔡先生要房子。今天你又想建党，他不会害怕吧？”
“不！他一口答应给我们拨房子。在我看来，他是把它当作进步的学术研究团体对待嗨！如果共产党真能在北大诞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还真多亏了蔡先生‘兼容并包’的思想主张呢。要不我和你，还有谭平山、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包括毛泽东，怎会聚在一起大谈特谈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没有北大这个舞台和思想阵地，要在中国建党恐怕会以另外的样子推迟许多年呢。”
陈独秀也感叹地点点头，说：“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行哩！记得有一次我和老蔡谈起十月革命，他说列宁什么都好，但把沙皇的家庭全部杀掉太不人道我嘲讽说，你当年不也一样主张暗杀，秘密研制炸药如果炸弹在皇宫里爆炸，妃子和太监们不也随慈禧一起升天了其实我当时对苏俄滥杀贵族也有偏见。怪不得老蔡，他毕竟是个上流社会的大人物最好笑的还是适之，他不懂主义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目前还产生不了自由竟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时候，人民最需要的是‘共产’这两个字，这才是最让旧世界害怕的重磅炸弹。”
李大钊欣喜地望着陈独秀，觉得他的思想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这一夜，两人亲密地交谈着在南北分头筹划建党的大事，直到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