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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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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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更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被大家誉为“时事通”。他还创办过工人夜校,热心为失学工友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时,他带领同学们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他还喜欢漫游,搞社会调查。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的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周游了洞庭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创办了新民学会,在日记中写下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豪迈誓言。

    记得李大钊当时就很震惊他的胆魄和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称赞他是湖南学生中的杰出领袖,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

    师生分手的时间终于到当他随李大钊走进办公室时,李大钊意味深长地捧出早已备好的三本书,作为临别时的赠礼。

    他激动地将手在长衫上擦了一下,接了过来。见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节译本,还有一本是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

    感情丰富的毛泽东顿时激情澎湃,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望着这位思想导师,感激地说:

    “在北大我有两大收获,一是认识了天下第一楷模的守常先生,并通过您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二是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才干。这对我将来的人生,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

    当他走出北大红楼,即将离开这新文化运动的腹地时,天上飘来迷濛的细雨。他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潜在的诗人气质,使他仿佛看到自己正在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大舞台。走向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崎岖之路。他再一次取消了出洋的打算,情急急地想赶回湖南,去实现自己的许多非常实际的构想。

    8

    当巴黎和会正进入艰苦的幕后外交和拉锯战时,北京学界却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林、蔡大战”。起因当然还是那位老朽林琴南,他又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那篇《致蔡鹤卿太史书》。以公开信的形式,向蔡元培和北大直接进攻。而这份由安福系政客操纵的报纸,在登出林氏公开信同时,又加刊一则《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现状》的报道。说北大自从蔡元培当头后,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称他们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攻击新派的主张怪诞不经,无异于洪水猛兽云云。

    历史决定了蔡元培必须无法回避地走向前台公开应战。

    自上午开始,校长室里的来访者就络绎不绝。有同情的,有愤懑的,也有打圆场安慰几句的。直到学士居的小伙计,送来几样素菜时,耳根边才清静下来。他有些累了,拿出锡制酒壶,想独自喝上几盅。正在这时,陈独秀又领着钱玄同和刘半农闯了进来。

    陈独秀橹起衣袖,手指着他的两位哼哈二将,袒露出一种草莽之气:

    “蔡先生,想不到那位老朽还敢叫板。这事你不要管了,由我们几位帮你做掉他!”

    刘半农也跃跃欲试,又想玩一回“双簧戏”过把瘾似的说:

    “不是吹,写这种文字,只要我和玄同联手,真可谓天下无敌手也!”

    蔡元培无奈地放下酒杯,客气地请三人入座,深思熟虑地说:

    “既然由我而发,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他信中的语气还算客气,我完全有把握说服他。”

    钱玄同见他要摆出一副坐而论道的学究姿态,不禁着急起来:

    “蔡先生,你别看他一口一声太史公,可他以清室举人自居,声称至死不改其操。还攻击宣传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并挖苦说,像这样,天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做国文教授语言手段均卑劣之极,对这种文痞,惟有痛斥一法!”

    蔡元培无奈地摆摆手,解释道:“各人都有各人的论战方法,但对我来说,辱骂和讽刺可能并不适宜呀!”

    三位好斗之士终于走了,他也酒兴索然。干脆闭门谢客,伏案沉思,提笔一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他不仅是在回答林琴南的挑战,也是在回答几年来社会上各种旧势力对他和北大的攻击。在这封长信中,他一反林氏诬蔑谩骂的手法,以一贯来的谦和婉转而理足气刚的语句,逐条批驳林氏的攻击,并不时巧妙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林琴南进行反击。重申了他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张。

    蔡的文章很快在《公言报》、《北京大学日刊》、《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在京城各界广为流传。

    这天上午,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内,教授们正在议论此事。为人厚道的马幼渔感叹地对沈尹默和马叙伦说:

    “蔡先生不愧为煌煌大德,连论战也以理服人,绝不以势压人。这篇大作,我建议编入文科教材,流芳百世,以正人心。”

    沈尹默看了也连声叫绝,举起报纸说:“蔡先生还不愧是位雄辩家,你林野不是说北大‘覆孔孟,铲伦常’且看蔡先生如何教训他。”

    他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好像平时在课堂上讲唐诗,引来了众人的兴趣。

    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

    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日模范文,日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

    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

    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

    言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义”?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

    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

    之语,必皆编为文言而后可欤?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

    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

    《钟鼎款识》之文、或编为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软?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

    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

    《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

    狄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之

    所译,高出于原本乎?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

    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

    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

    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即其所

    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大雅之文言。周君所译之《域外小

    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宽于《水浒》、红楼之作

    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沈尹默读得喉干舌燥,众人却听得扼腕赞叹。正当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时,忽听见门口传来一声怪叫:

    “林琴南这乱伦者,有何资格教训蔡元培?我说他乱伦是有证据的,一是翻译《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公开宣扬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二是一区区举人,竟敢教训堂堂进士,这世道还有王法我要亲手动笔帮蔡元培治治他,因为我也是大清朝最后册封的文科进士!”

    众教授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一阵哄笑。辜鸿铭拖着长辫子刚跨出门,闻声又返回来瞪大眼睛说:

    “我老辜说话从来算数,我现在就赶回去做文章。因为蔡元培在信中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刘师培正与黄侃在家谈经学,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望着满地的药罐,哀叹自己天不假年,真快沦落到穷经皓首的境地他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询于黄侃。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说:

    “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黄侃这些天已完全以弟子自居,所以想笑也不敢笑。在当时的北大文科教员里,如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辜鸿铭应是第二。在他看来,这位国学大师字写得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规矩,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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