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胡思乱想时，妻子何震喜滋滋地进门通报道：
“来了！来了！快准备接客。”
黄佩捧着一对红蜡烛，拎着一包礼品，领着几位北大学生进了门。见他先是恭敬地亲自点燃烛火，又扶刘师培人坐。然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惊得刘师培连声劝道：
“好了，好了，头就别磕哎呀！真是折寿哟！”
黄侃一本正经地行完大礼，就又板起面孔教训起跟来的学生：
“记住！我拜师是磕过头的，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所以今后我收弟子，也一定要你们磕头。记得在日本时，一谈到经学。有我在，刘师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何不愿和我谈我猜想了多年，今天总算明白原来他是要我磕头拜师，才能传授经学呀！哈哈！我的学问是磕头磕来的，刘师，您说有道理”
刘师培真有点哭笑不得了，但心里却不无得意。忙令何震端上早已备好的酒菜，唤众人入席畅谈。
来人中有一位学生叫张煊，也是他俩的崇拜者。这些日子为创办《国故》月刊，已多次前来商谈。最初张煊等学生想办这个刊物，有针对傅斯年的《新潮》之意。在刘师培看来，《新潮》派进步虽进步，但立论过于偏激，因此引来了另一批学生的不满。而他早已过了当年冒迎西学，否定一切的阶段，由于《中国学报》的解体，也正有办一份国学刊物的打算。见学生们能力有限，就欣然答应出任主编，张煊他们又分别聘请黄侃、马叙伦、黄节担任了特别编辑。《国故》社就这样成立了，今天正是来商谈创刊号稿件的。
张煊拿出两篇自己的文章，递了过来。
黄侃仰面喝下一杯烈酒，大声地说：
“我已看过了，全是痛快文章。对那帮简单、粗暴、霸道的人，就得进行反击！”
他因得意门生傅斯年的反水，这些天正恼羞成怒呢。
刘师培细细翻阅后沉默不语，文章虽有火气，但还是表示了与《新潮》争鸣、商榷的态度。他也觉得仲甫和玄同等人有点偏执了，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准。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并不能让人认清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容易引导学生误读历史。所以在心里，他也有抵触情绪。但他毕竟是曾经沧海的人了，也知衰弱的身体来日不多。满腹经纶急于传授，但已不能在课堂高声讲课，否则就会引起剧烈的咳嗽。他想了想，见二位正急于听自己表态，便理智地说：
“我以为《国故》的宗旨应埋首国学研究，提倡学理探讨，尽可能与现实无涉，与所谓的封建复古更无涉。我也准备了几篇论文，有文字训诂方面的，也有谈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之，我不反对必要的争鸣，但更希望看到一些治学精于考证的学术论文。”
这就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年的文化态度。对于一个真正做通天下学问，雄踞在中国文化之巅的人，其实倒始终怀着一种笑做学界的真性情。在北大新派们的眼里，他和住对面的崔适老先生，该同属旧派之列每天早晚出门相见，两人也恍如谦谦君子，总是弯腰行礼。但一到课堂就不同了，他对老先生的今文经学竭力抨击，一一指出荒谬之处，丝毫不留情面。而崔适也毫不示弱，常在对面课堂破口大骂这位年轻的国学大师。但只要一回到寓所，在门口相遇，又依然彬彬有礼地互相问候。
《国故》月刊就是这样出笼的。由于《新潮》的后面站着激昂的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还有那位鲁迅先生，加上他们的顾问又是爱标新立异的胡适之。所以一创刊，就被社会舆论自然而然地推到了北大新派的对立面。三十六岁的刘师培也万万没有料到，他一夜之间又变成了面目可惜的封建遗老，专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的后台老板，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呢！
4
我们的故事又得回到绒线胡同的林琴南寓所。
1919年的林宅，也确实一度门庭若市，闹哄哄地成了另一股势力的风暴口。林琴南至今仍像一只怒发冲冠的老公鸡，沉浸在去年那场“双簧戏”的耻辱里。
“钱玄同太可鄙了，他是将对桐城、文选派的所有仇恨，都泼到老夫头上。化名王敬轩，以追星的口吻捧出老夫当活靶子，让刘半农这小滑头痛痛快快地往死里打。这口气，今天总算熬到头”
此刻，他正在慷慨陈说心头之恨。午后的斜阳，懒懒地照进了他的客厅。茶几旁坐着安福系的几位遗老，其中那位叫张元奇的同乡，还是新贿选上台的议员。
林琴南终于吁出了一口怨气，令在一旁侍候的张厚载去书房拿来新写的文稿。他举起一支苞浆油亮的潇湘竹烟杆，先“叭嗒叭嗒”地猛吸了几口，不无得意地说：
“我以春秋笔法，写了篇小说，将陈仲甫、钱玄同和胡适之三大减人痛斥了一顿。你们可以先睹为快，发表后肯定轰动。”
张元奇拿起这篇题为《荆生》的小说，一口气读了下去。觉得非常解气，那对浮肿的金鱼眼里，泻出了浓浓的快意。
“琴兄宝刀不老写得好，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哈哈！”
另一位遗老看了，也连声称赞。林琴南想象着小说出来后那伙贼人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子，忍不住放怀畅笑起来。
小说不长，全用文言。说的是某一天，有皖人田必美（自然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伙同刚从美洲回来懂哲学的狄莫（指胡适），同去陶然亭游玩。在一间房子里，三位莫逆之交神侃起来。抨击孔子纲常伦纪，主张用白话文代替古文。正当温酒陈肴，谈兴正浓之时，忽闻一声巨响，只见板壁破裂，跳出一位手提十八斤铜铜的伟丈夫荆生。荆生怒目圆睁，手指三人斥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鸟话？泱泱华夏四千年，以伦纪立国，以礼仪安邦，尔等身为文人，为何要毁灭它？又竟敢以禽兽之言，打扰我耳根清静！田必美刚想开口争辩，伟丈夫已举起二指按住其额头，他便脑痛如锥刺般叫嚷起来。荆生又一脚踩住狄莫，令狄莫腰痛欲断，大声求饶。金心异是个近视眼，荆生狂笑一声摘下他眼镜往窗外扔去。金心异怕死，如刺猬缩成一团叩头请罪。荆生这时大笑起来，说你们这些貌似李蛰的狂徒，简直是人间之怪物。今天我本不应接触你们这反常的禽兽躯干，回去我当用香汤好好洗一下手脚。我不想玷污这神圣的铜铜，还不快滚下山去，让饿鬼来收拾你们吧！三人抱头鼠窜，一溜烟逃下山去。回首见危（木阑）之上，伟丈夫荆生正高举铜铜，作狞笑状也。
张厚载也很得意，一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的样子。这位北大法科政治系的学生，还是挺有些谋略的。见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马上寄上海《新申报》。另外，学生打算以通信形式在《神州日报》开辟专栏，与琴师遥相呼应。就说陈、胡等人，因思想激烈，已受政府干涉，目前陈己去天津，态度消极云云。各报一听这种新闻，定会竞相转载，新派军心将为之动摇。”
三位遗老闻言大笑，张元奇又问林琴南：
“你这伟丈夫可是指徐树铮？”
林琴南自负地摸了一下银须飘飘的下颏，反问道：
“有又铮在，还怕谁？老夫这次是将老祖宗的文武绝招全搬出来哈哈哈！”
张元奇又问张厚载：“北大有何动静？听说黄季刚往往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要用半个小时来谩骂白话文，还常指名道姓抨击新派，语意尖刻痛快。”
张厚载不愧为兼职记者，收集了许多情报，他恭维地望着林琴南说：
“只要琴师登高一呼，北大很快会有反应。现在陈、胡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辜鸿铭有一次就讽刺胡适，说白话的‘妓女改良’不通呀！既然已经‘良’了，还要改什么？难道是要‘改良为娼’弄得胡适很下不了台。还有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毒，说钱玄同野狐禅，辱没太炎门风。并称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活路。他说自己是在一个晚上，发现古音二十八部的。而钱在北大讲授的文字学，就是他这一夜的成果。最近，还听说刘师培已准备创办《国故》月刊，与《新潮》对垒。而据晚生观察，胡适对一味叫骂已兴趣不大。教授中对陈仲甫不满者，大有人在呢！”
林琴南也不悦地附和道：“关键还是蔡元培在做后台。这人真是浑透了，堂堂前清翰林，居然会相信白话文？当年老夫与他在杭州私交不错。到时候写封信开导开导他。”
张元奇身为国会议员，口气自然也大一些。他不满地说：
“这傅增湘也不像话，身为教育总长，对北大一味放任不管。好在国会在我们手心里，他再庇护新派，我们就联名弹劾他和蔡元培。哼！想换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5
蔡元培已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案头上堆着许多信函和报纸。开年以来，他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巴黎和会。他和许多社会名流一样，对徐世昌派出的陆征样总有点不放心。所以他和汪大燮、林长民等人，一直寄希望于梁启超的外交斡旋。并采取了各种形式，利用民间的力量声援梁启超和中国代表团。
他们先联合发起了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借熊希龄的私宅花园开了成立大会。又在2月12日，假座北大法科大讲堂，成立了由国民外交协会原班人马为主的国际联盟同志会，推选梁启超为理事长，林长民为总务干事，通过了要求巴黎和会必须解决的九条决议案，致电顾维钧专使及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谈时提议鼓吹，督促签约。
所以今天，当蔡元培在办公室读到林琴南的小说时，自然会以鄙视的神情，在《新申报》上愤怒批下八个大字：
无聊至极，不予理睬！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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