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康有为已成了一块老石头，又臭又硬。梁启超和章太炎原想依附政党，实现政治理想，但已被现实撞得又退回了书房。在我的眼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或落后，主要看他是否拥有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是看这个群体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命运。中国最大的黑暗就是从古到今，一方面是靠知识分子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残这帮民族的天才。可是，在这野蛮帝国的心脏，却令人惊喜地冲出了一群盗火者。他们高举起启蒙运动的火炬，唤醒了沉睡的奴隶，向整个旧世界宣战。今天，请允许我从欧洲大陆向你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先驱致敬。同时，也想提一个问题。你们发动思想启蒙运动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前景又如何是想按‘三民主义’建国，还是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或者说是模仿英、美、法等欧洲的政治体制？尊敬的蔡先生，对于您和欣欣向荣的北大，我已有所了解。这个问题，我想请陈先生和胡先生回答。因为按中国人的说法，他们是您请来的两位战将。他们的观点，自然代表了您的思想主张。”
蔡元培微笑着眯细眼，倚靠在椅子里。
陈独秀见对方如此坦率，顿时来了情绪，他悠悠点燃一支烟，抢先接住了话题：
“我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就积极主张向法国学习。还认为法兰西的三大文明构成了人类的近代文明。第一是人权说，第二是生物进化论，第三是社会主义理论。我还进一步发现东西民族的根本思想有三点差异。一是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是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是西洋民族以法治和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和虚文为本位。后来又著文指出东西文明之分水岭在于东方讲纲常名教，西方讲自由平等独立。我很同意您对中国黑暗政体的精辟见解，还想请您把视点投向国民的灵魂和素质。我为什么要发动文学革命？因为中国的国民目前完全是一盘散沙，一群从精神到肉体都完全麻痹的奴隶。我建议您看看最近《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我是想借新文化运动发起一场思想革命，先清除国民灵魂中的封建鬼符和奴性，再激发国人的科学和民主意识，激发反侵略、反专制的爱国热情。当然，思想革命必然发展到政治革命，但是目前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孙文也只能到处碰壁。我认为中国要发动政治革命，首先要发动民众除去三大公害。一是军人之害，二是官僚之害，三是政客之害。至于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今天来谈还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处于以救亡为目的，以启蒙为手段，艰苦地探索中国出路的阶段。但是我并不排斥将来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反动军阀，从他们手中抢夺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科学、人权的新中国。因为我和蔡先生，当年就先从政治革命入手，走上救亡图存道路的。而蔡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敢于在北京这样一个腐臭之地，以文弱之躯，让北大成为一个聚集天下各种自由思想和学说的大本营。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连诸子百家自由争呜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
他讲到这里，有点累了，用带点轻蔑的目光瞥了胡适一眼。觉得这位凭讲授中国哲学史正在走红的温和派学者，是说不出这番宏论的。
胡适却挺自信地推了一下眼镜，讲出了一套令法国名记者吃惊的见解：
“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虽然我和陈先生共同发起了文学革命，但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大旗下，侧重点却有所不同。我首先是为文学正名，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在中国的正统文人眼里，长期以来只有诗和古文、辞赋才能登大雅之堂。而小说像曹雪芹、施耐庵的作品却认为都是俗字俗语，为上流社会不齿。另外，提倡文学革命当然不排除要从破坏方面下手。但我又以为，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一驳，在中国，关键还是缺少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的新文学作品。所以，我又呼吁在建设方面用力气。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三大口号，一是‘活的文学’，就是真正用白话文做工具。我曾反省过自己，觉得中国的士大夫有很深的贵族习气。虽然我们也提倡白话文，但只把它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骨子里仍不承认其为文学，私下交流和正式场合仍做文言的古文、骄文和律诗。好像把社会分作了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这种态度现在终于改变二是‘真的文学’，就是提倡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曾激烈地抨击旧文学里那种粉饰现实，团圆迷信的说谎文学。呼吁新文学要描写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和他们的痛苦情形。还自己动手翻译小说、戏剧，竭力主张引进西方文学这帖救国的良药。三是我的同事周作人教授最近又提出‘人的文学’，就是要以人道主义为根本的内容，想造就出一批中国的‘娜拉’。至于政治这个话题，实在不敢恭维，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是一位留学美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没有出现一个好政府之前，我回国后曾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今天，再郑重重申这个口号。因为在中国从来连人权的意识都没有，从政的文人只要有独立见解最终全没有好下场。所以，就算中国将来出现了好人政府，我胡适的政治理想也无非是做一名‘独立’的诤臣！”
陈独秀惊愕得瞪直了眼睛，在座的人都被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学者那种卓尔不群的气势震住
杜伯斯古的蓝眼睛发出了兴奋的波光，他激动地站起身，踱到窗前。初夏的风拂起了他金黄的长发，也令他神思飘逸，感慨万千。他突然又转过身子，像青年人一样捏紧双手摇晃了几下：
“这是我在中国，不，在整个东方，听到的最有震撼力的见解。这使我想起了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想起了老托尔斯泰在漫天风雪中出走时的感人情景。在那个‘白银时代’里，活跃着一大群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我以前一直顽固地认为，中国是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正像你们《新青年》中一篇文章说的那样，中国历代的文人，不是做统治者的‘帮凶’，就是做‘帮闲’。我从此真正认识了北大，认识了中国的思想界。尊敬的蔡先生，不知您有何感想”
蔡元培还在回味刚才的精辟议论，觉得这是对他们共同走过的这段不平凡经历的一次回顾。他终于面色舒缓地抬起了头，感慨地说：
“我不但非常钦佩二位的见解，还认为他们的主张并不矛盾。因为破坏和建设，始终是我们发动新文化运动，包括整治北大的两大内容。至于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说实话我非常悲哀，但决不退却。我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就觉得自己不是政治家，充其量最多也只能是一位书生型的革命家。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北大，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令我惭愧的是，我对中山先生的理想和处境非常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像当年那样给他直接的帮助。中山先生也好像很体谅我的处境，虽然彼此常有书信往来，却从来没有布置我做这做那。我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培育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上，为将来那场伟大的政治革命提供人才和精神上的援助。尊敬的杜伯斯古先生，一想到这里，我又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呢！”
8
、在老北京，人们习惯把京城西郊的群山称之为西山。在那青山绿水间，处处可见古庙胜迹，景色以清幽见长。一年四季，山色变幻莫测。秋天这里是赏玩红叶的好去处，而一到冬日，积雪凝素，又有了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雾雪”之美名。
暑假里，满山绿荫间，隐约可见一支打着“北大西山旅行队”旗号的队伍在山峦间闪烁。前不久，蔡元培曾提议北京的六所大学一齐筹款，想在此处建造一座可供师生度假的“西山精舍”。今天，他按捺不住先组织了这次活动。让那些整天埋头书海面壁苦读的学子们，如放归的群鸟呼吸起大自然里的活气。
对这次活动，他与李辛白可是精心筹划了很久。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旅游，师生们借宿在西山卧佛寺的僧舍里，既可通过集体生活融洽感情，交流思想，还安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活动，像今天一早，旅行队先来西山峡谷参观了摩崖刻石，然后集体围坐成一圈，听蔡校长在习习清风中给大家讲话。
蔡元培今天一反惯例，没有作长篇大论。他显得很轻松地朝同学们摆摆手，嘴角溜出一丝挺神秘的笑容：
“同学们！大家平时虽同在一校，但彼此并不十分相识。就算相识，也并不一定知道对方的家境。阅历和志向。这次进山，我亲自撰写了一份《请参加西山旅行队的北大同学述生活经历启》，待会儿由李辛自主任发给大家。请诸位互相询问，认真填写，逐条作答。然后统一送鄙人处，我想将它编印一册，再发给大家。既可增进师生间的了解，也可启发心智，激励同学们更好地立志、立言、立德。”
他话刚说完，李辛白就和范文澜捧来一大叠油印的文稿，依次发给众人。
罗家伦接过一看先笑了，对傅斯年调侃道：
“这蔡先生不愧为留洋的，学西方民主搞起问卷调查来”
傅斯年却倚老卖老地说：“差矣！这是他组建光复会之遗风也。听说当年他就搞过一份绝密的会员名册，自己亲自保管。后来转给黄炎培”
张国焘却拿着这份油印启事，与罗家伦开起了玩笑：
“姓名，罗家伦。品性，喜欢追名逐利，甚至印名片沾罗斯福的便宜”
话还未说完，先被罗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