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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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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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去展。人家要买他的画,他就顺便推荐起齐白石。那天陈师曾讲课,观者如云,北京城里的许多青年画家和美术爱好者也来蔡元培就在这里认识了徐悲鸿,还见到了一个熟人,松筠庵的主持僧法喜和尚。

    法喜和尚果然是陈师曾的密友,正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名画一张张悬挂起来供师生观摩。当蔡元培激动地上前感谢时,法喜含笑合掌作揖,说道:

    “敬贺蔡先生旗开得胜,还记得去年贫僧说过的话真正的宗教也是一种美的哲学。听说您已请了我的朋友王心葵先生来演奏古琴,今后有用得着贫僧的地方,一定效力。”

    北京的秋天格外气爽,碧净的蓝天上传来隐隐的鸽哨声。他想去校园里转转,顺便听听胡适的讲座。人刚站起身,就见一位校刊的编辑进来请示他说:

    “有位叫林明侯的同学,来函建议校方提倡素食,说可以在校内餐厅,另订素食章程推行。他还要求公开发表自己的主见,不知校长尊意如何?”

    蔡元培一听有人提倡素食,大喜过望。他早年留学时,就受李石曾的影响,开始吃素。而且为此放弃了十多年的口福,搞得人也清心寡欲起来。他接过学生的来信,一看觉得还挺有见解呢。

    他连声叫好,拿起笔写下一段按语叫校刊一齐发表。

    “林同学提议鄙人甚赞成,同学中有赞成者,可速赴斋务处报名,以便议定办法。”

    想想真是有趣,当年为了吃素还和夫人有过一场四角呢。那时黄仲玉见他人渐渐消瘦,就心痛地规劝起来:

    “先生一心革命,求学不为功名,我都可以理解。但现在突然又要吃素,这又何苦”

    蔡元培天真地回答说:

    “据李石曾兄告我,吃素有三大好处:一曰卫生,二曰戒杀,三曰节用。我读俄国托尔斯泰著作描写田猎惨状,尤为痛心,故欲实行‘戒杀主义’也。”

    黄仲玉反驳道:

    “这就更怪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弹,试图暗杀慈禧,那时连人都想杀,怎么现在连禽兽的生命都痛惜起来了”

    “人有该杀之罪恶,杀之非为过也。动物何罪之有?故杀之无道也!”

    见蔡元培辩解也有道理,黄仲玉无话可说经过夫妻反复协商,蔡元培总算答应不实行全素,但赴宴时从不碰大鱼大肉。

    他终于站起身,向校园里漫步走去。来北大这一年真快呀,连在建的红楼都已经结顶,明年就可以搬进去使用还有,该聘的教授基本到齐梁漱溟已正式来校任教,胡适一到又推荐了几位教英文的留美学生。刘师培、辜鸿铭也算给他面子,总算没有在课堂上乱讲尊王和复辟。只是章士钊太热心政治,执意要在明年去西南军政府谋事,想推荐李守常来代他当图书馆主任。当然,他最高兴的还是胡适上的“哲学史大纲”,终于一炮打响。那天他听范文澜说书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通,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他缓缓地向法科大讲堂走去。

    胡适正神态自若地站在讲台上,用他创造的截断众流的新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虽然他的上课时间是最容易叫人打瞌睡的下午,然而大讲堂里黑压压的坐满了一百五六十人,睁大着三百几十只眼睛,摊开了一百多本的各式各样的笔记簿,摆着一百多支笔,盯着一位年龄与他们相仿的人滔滔不绝地阐述着新的见解。他也尽量发挥出一个演说家的风采,以及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抑扬顿挫的本领。他说话的声音总是十分的和蔼和诚恳,带有一股自然的亲和力,使人觉得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话也特别的能够感动人。他越讲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往往反复议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他终于控制住了局面,把枯燥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演绎成一部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白话历史长卷。

    下课时,胡适整理好讲义正要出去,发现傅斯年和顾颉刚还站在坐位上,好像有话要说似的。他忙热情地迎上去,邀请他们到他的房间去做客。

    “真要感谢二位的捧场呵!”

    他出于真心地握住两位的手,用力地摇了几下。

    傅斯年有点矜持地指指顾颉刚,说:

    “你要谢就谢他,是他发现了胡先生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

    三个人回到北河沿的教师宿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毕竟都是年轻人,感情很快就融洽起来。

    对胡适的这次上课开始也有异议,陈汉章就拿着他新编的讲义仰面大笑,说:

    “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要看他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哈哈!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了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真是不通之至呐!”

    胡适却不买他的账,照讲不误。但心里却很悲哀,这帮老学究其实连中国哲学史的性质都没搞懂还自以为是能和古人对话的硕儒呢。

    顾颉刚因结识了胡适显得很高兴,他又回忆起那天的情景:

    “胡先生,说老实话那天上课大家也没当回事,可我却听出了新名堂。以往中国哲学史一课是陈汉章讲授的,讲的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那一套。他先从伏羲说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最好笑的还是冯友兰他们上本科时,讲哲学史的是陈介石老先生,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课,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问他如此讲法,何时才能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课没讲完,他就在去年去世所以一见你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还大胆地称西周是‘诗人时代’。你这一改可给我们一班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好没有闹风潮。我自以为听出了一个道理,就对同学们说,胡先生虽然书没有陈先生读得多,但在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也许我的威望不够高,一些同学觉得你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不配教这门课,还想赶走你。急得我只好去请傅斯年也来听课。他听了几次课,终于表示满意。就对同学们说,这个人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同学们见这位平时最敢放言高论的人都说好了,也就都跟着说好”

    胡适想不到背景有如此复杂,真是又惊又喜。为了自己的一堂课,还差点引起一场风波哩。他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胡适已完全恢复了自信,他毕竟留学七年,见识比他们广多他带点炫耀地说:

    “我讲哲学史可不是心血来潮,那是从近九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引申出来的。”

    也许又被他的博士头衔唬住了,傅斯年恭敬地说:

    “胡先生,我非常佩服您与众不同的治学方法。是不是能在这方面谈谈”

    胡适先暗自在心里笑了,他决定调动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降服这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北大骄子。他用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说道:

    “记得去年回国前夕,我见到了分隔十年的老师马君武先生。我是多么激动地想从他身上吸取新的营养可是,几次谈话下来我失望他几乎十年没有长进,进而环顾中国学界,又几乎一片空白。梁启超的‘中体西用’似乎已老调重谈,不能成为支撑他学界领袖地位的新典范。说得狂妄一些,国内台面上活跃着的,仍是一批二十年前的老古董。所以这次回国,我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是想在国学领域造成一场学术革命。在这一点上,我和仲甫先生可能有所差异,他想造成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我没有意见,而且学术革命也可能会牵扯到思想革命,就像刚才我和陈老先生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但是,仲甫他们有点过激了,认为革命就是破坏,破坏就是革命。而我同意破坏,但更想着如何重建。二是我认为治中国思想和学术,都是围绕一个方法。什么才是中国学界急需的新典范和新方法如果说早年受赫胥黎影响,使我懂得了怀疑。那么后来从师杜威,又教会了我如何去求证。在这里我想引用尼采的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治学方法,那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也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旧文化,一方面要反对盲从,大胆怀疑,一方面又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重新整理。按照我的话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傅斯年完全被他的气势震住先是目瞪口呆地张大了嘴,后来总算有点醒悟过来,喃喃地对顾颉刚说:

    “怎么我们平时在想的,又朦朦胧胧说不出的话,被胡先生一下就点通了,说出来”

    顾颉刚尽管心里也很激动,却不露声色。傅斯年已忍不住冲上前,恭敬地向胡适鞠了一躬,说:

    “胡先生的见解实在令人佩服,我敢预言,将来的中国学界领袖必是先生无疑,如承蒙不弃,学生愿真心追随左右!”

    胡适见他还要弯腰行礼,慌忙上前阻拦。二人又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胡适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忍不住窃笑着念起了荷马的诗——

    如今我们已经回来了,你们请看分晓吧!

    窗外隐隐传来学生排演的歌声,那是吴梅教授为校庆二十周年创作的纪念歌。他记不住全部的歌词,却听清了一句最令北大人振奋的歌声,“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是在这不平凡的1917年,因为有了蔡先生这位北大之魂,古老的校园终于焕发出新的生命。

    他也将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去和母亲恩赐的一位旧式女子完婚。他已为教务推迟了婚期,眼看元旦就要到了,再拖就真对不住母亲

    他的眼前又出现了那位在幻想中依恋的女人韦莲司,他觉得一种复杂的感情突然摄住了自己的心。忍不住扑进房间,又在信纸上向她倾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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