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中，马克思之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至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
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
想家，为近世科学之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近年来我国以反对
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而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
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他其实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无非是想冲破那道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禁令，重新倡导思想自由的民主原则。
他是位学者，只能以学者的方式抗议。他先后在1934年发表了《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和《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两篇重要的自传体文章。还在夏天写下了《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公开赞扬新文化运动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当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准备编选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青年编辑赵家壁跑来约稿，说鲁迅、茅盾和郁达夫建议这套煌煌巨著惟蔡先生才有资格书写总序时，他欣然答应，认为这是对当时的复古倒退思潮的一个有力反击。这年夏天，蔡先生避暑青岛，挥汗写下了长达二万多字的序文。当赵家壁从邮局收到挂号寄来的稿件时，还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表示天气炎热，交稿期迟了几天，希望不要影响全书的出版。而信尾的一段话，却如灯火照亮了漫漫长夜：
“中国的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运动体现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以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们，不得不有奔腾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相信在第二个第三个十年里，中国一定会产生出自己的拉斐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类文化巨匠。”
当样书出来时，赵家壁最先送去给蔡先生看。先生抚摸着深蓝烫金布脊，配在灰色纸面上的精装本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又鼓励这位年轻人，有可能应编比这更重要的翻译作品的结集，把它作为姐妹篇，那将是多美赵家壁是位有心人，又开始奋战了一年多，终于落实了《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十卷本的编辑计划。他又跑去研究院拜见蔡先生，想请他写篇短序。当时蔡先生大病初愈，刚刚出院，医生规定每天办公一小时，绝对不能见客。当他请门房通报姓名后，一位秘书出来招呼，轻声地关照：“先生今天破例，谈话请以十分钟为限。”正在这时候，蔡先生已推门进来见他虽面容苍白，仍精神矍铄，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年轻人的手，说你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好事，还一口答应撰写短序。正当先生谈兴正浓时，秘书已进门向他暗示。他知道不应过度消耗老人的精神，忙起身告辞。大约三天之后，先生就派人送来了一篇短序。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本世纪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随着梁启超、章太炎的相继过世，他成了当时文化界惟一能领袖群伦的精神导师。但他毕竟垂垂老矣，而在这苦风凄雨的乱世里，要找他帮忙和关心的人和事也实在太多为了集中精力办好中央研究院，创建第一届评议会，他终于无奈地在七十寿辰前发表了一份启事，宣布辞去一切社会兼职，停止接受写作，停止介绍职业。虽然他也明知这只是一纸空文，但是他确实感到自己老了，有点累
当他的七十岁生日即将来临时，他的学生和朋友突然惶恐起来。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一生，但至今连一所自己的房屋都没有。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出于对先生的敬重，发出了集款建屋祝寿的倡议，一下就得到各地几百位名流的响应。这则新闻在当时的报纸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献寿函，令一些为富不仁者闻言失色。
我们都是平日最敬爱先生的人，知道明年一月十四日，是先生七十岁
的寿辰，我们都想准备一点贺礼，略表我们敬爱的微意。我们觉得我们要
送一件礼物给一位师友，必须选他最缺少的东西。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
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
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
度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
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现在我们很恭敬的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献给
先生，很诚恳的盼望先生接受我们这一点诚意！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
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
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我们还希
望先生的子孙和我们的子孙，都知道社会对于一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
而不及其私的公民，是不会忘记的。
现在轮到我们的蔡先生惶恐了，他从来只知道付出，而没有接受馈赠的习惯。他起先坚决不愿意，还说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但是经再三劝说，朋友们要他把这看作是对一种精神的奖励，他也只好勉强答应
虽然因为抗战的爆发，很快就淞沪沦陷，建屋之举未能实现。但在朋友为他举办的祝寿晚会上，当马君武代表大家致词，以普法战争时德国的一些大英雄都是在七十岁以上建功立业为例，希望先生要不以为老，领导同人努力救国时，蔡先生也激昂地以孔子“五十志学”为例勉励自己，深情地表示：
“人到七十，只不过多活几年而已。如果人以一百二十岁为上寿，八十岁为下寿，我今年正好七十岁，实谈不上寿。惟马先生要我不以为老，努力救国，我极愿意接受。”
就在那天的晚上，马相伯老人书写寿字立轴相赠，中央研究院的同人献上了热情洋溢的长篇祝词。最令他感动的还是上海音专的学生们，用一曲《敬祝蔡院长孑民先生千秋》的诗朗诵，把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也让他感叹得热泪盈眶。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博大的艺人和精明的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模范；
是艺人和学者的父亲，
作社会和人生的模范。
欣逢上寿，敬祝千秋！
敬祝千秋！千秋！千秋！
其实那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就在几天前，他的亲密助手，中央研究院的第二任总干事丁文江，又因煤气中毒不幸逝世。在这个世界上，令他遗憾和感伤的事实在太多1936年真是个悲哀的年头，他先后送别了丁文江、王光祈和太炎先生，而当他在秋天为鲁迅主持葬礼时，他恍惚已感知到一种生命的大限在冥冥中逼近
应该说，鲁迅能认识先生真是一种幸运。尽管他可以对先生的某些事有所保留，但先生对他从来只有情同手足的关怀，只有一如既往的援助。先生辞去大学院院长后，鲁迅的特聘撰述员曾一度因人而易。先生发现后立即疏通关节，求人弥补上才放心而去。鲁迅的晚年怨敌实在太多了，即使他死了，当局和他的对手也没有停止过一天的攻击。而先生就是这样顶着压力，怀着悲痛和愤怒，与宋庆龄一起为他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并亲任主席。那天先生不但走了许多路去万国殡仪馆吊唁，还在出殡时亲自为他执绋。不但写下了“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的不朽挽联，还在葬礼上庄严地号召大家：“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
我们的蔡先生实在太累了，他怎能不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内心承受着多么沉重的苦难和责任他毕竟是一切艺术家和学者博大而慈祥的父亲，是善良的社会和庄严的人生的楷模。就在他送别亲爱的鲁迅以后，也就在1936年的冬天，他终于被一场严重的伤寒症击倒了，病势险恶得几乎生命垂危。他的门生像蒋梦麟。罗家伦和朱家骅等人，都专程赶来商量急救方案，甚至已开始考虑后事。但他还是勉强地挺了过来，先生的生命终于步入了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
紧接着爆发了“七七事变”，上海也很快地沦入敌手。他不愿意随蒋介石去重庆，考虑再三，还是去了香港养病和栖身。在他最后的岁月里，经济十分的拮据。居港的开支需要用港币，而中央研究院每月所寄月薪为法币，按牌价一兑换就所剩无几战时的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又高，加上子女教育医药等费用均需开支，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许多熟悉内情的朋友都说，先生的生活连当地一般肩挑背负卖苦力的都不如呵！但他总是教育家人要安贫乐道，绝不肯屈节于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直到临终前过旧历新年时，才不得已向老友王云五要求过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他生活清贫，心力不支，又一直深居简出，但他始终痛心山河的破碎，关心着人类反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他曾在一首诗里抒发了抗战必胜的信念：“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他还用生命的最后热能，为他的中央研究院，为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日夜操劳。他终于在1938年的2月，历经千辛万苦，在香港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务会议。总干事朱家骅和丁西林、李四光、竺可帧、傅斯年、陶孟和等十位所长的如期到来，令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战时院务工作的许多重大原则。
人生有小休息和大休息，我们的先生终于要大休息在他临终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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