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和下级军官煽动起来的。共产党实在太可鄙了，如果再姑息养奸，国民革命将中途夭折，先总理将死不瞑目”
李石曾说着说着竟涕泪俱下地痛哭起来，他那种耿耿不平的焦虑之情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出门回家时，蔡元培感叹地对马叙伦和蒋梦麟说：
“分开也好，既然国共两党的宗旨和目标完全不同，迟分还不如早分。唉！仲甫在哪里守常在哪里？我真想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
蒋梦麟却异常担忧地仰面长叹：“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我已闻到了血腥味！”
两天后，蒋介石从南京抵达枫林桥总部行营。汪精卫将于4月1日从莫斯科回国，他必须为这场决定他命运的谈判备足筹码，提前做好准备。他匆匆地将军权托付给白崇禧以后，就关起门和张静江密谋起来。他非常赞赏和感谢这位盟兄在“清党”问题上的政治策略，第二天就将蔡元培等元老和蒋梦麟、马叙伦请来行营长谈，还客气地留他们住了几天。
他和蔡元培不熟，吴稚晖殷勤地在一旁穿针引线。那天的谈话他对蒋介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位踌躇满志的总司令表现得非常谦和有礼，以军人的威仪身板笔挺地和他长谈了几小时。蒋介石一再强调，“清党”是迫不得已，鲍罗廷来华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纳入“第三国际”的版图。他们已在蒙古扶植起一个亲苏的政权，你看吧，下一步就会鼓动他们独立。鲍罗廷还控制了武汉政府，正在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和党内异己。
蔡元培也一再声明，他不懂政治，只会办教育。但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他可以同意“清党”。但是他反复告诫对方，他理解的“清党”，就是把共产党请出党外，而不是像杨虎等人说的随便捕人，更不允许随便杀人。就是个别人有罪，也要通过法律程序才能定罪。
蒋介石显然有点不悦，惊诧地打量起这位知识界的泰斗，怏怏地说：
“蔡先生真是位仁慈的圣贤，下一步兄弟还真想请您帮忙，主长全国的教育呢2”
蔡元培果然顶真地扶了一下眼镜，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和梦麟先生私下谈起过。如让我们办教育，我想把教育部改成大学院，在中国推行法国的大学区制度，真正让教育学术化，让教育独立于任何政党之外！”
蒋介石终于失去了耐心，他还有许多大事需要部署，便找了个借口，告辞而去
蔡元培就这样走上了历史的歧路。他先后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清党”议案。又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等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提供了一根有力的政治拐杖。他确实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几天后，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的盛大庆典上，他还神色庄严地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记得那天阅兵典礼后他又发表了演说，老先生好像真的动了点怒气，他情绪激昂地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是为了救国，为了救党。要知道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与南京的关系极大。现在武昌方面是冒充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假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发号施令都是受俄国人指挥的。要知道中国的病，好像一个患虚弱症的人，要用补药才能救治。而俄国的鲍罗廷却拼命用大黄去泄他，试问这样一个虚弱的人，经得起再泻现在我们的责任更大了，一方面要打倒游荡的北京伪政府，一方面还要扫荡操纵的武汉伪政府，然后三民主义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
同在主席台就座的张静江，诡谲地瞟了眼吴稚晖，有点得意地说：
“老先生终于为我所用了，这次还很荣幸地和你一起，被汉方党内警告三个月哩！”
吴稚晖却不无担忧地说：“他恐怕很快会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最后离我们而去。”
4月12日这天蔡元培起床很晚，下午会晤了一位朋友，谈的很久，第二天他就去了南京。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上海的那幕惨案，但一路却从报纸上看到了这场民国史上最残暴的杀戮。看到了南京、杭州大批横尸街头的赤色分子。到处都是搜捕的警笛，到处都是镇压的枪声。他开始疑惑了，难道这就是他期盼的“清党”？难道这就是他用生命和尊严维护的党国？而李平原之死却使他一下子清醒过来，那天他刚回到上海，马叙伦就赶来报信，说李平原已随黄埔军校训育主任萧楚女一齐被捕。他的公开身份是罢工会执行委员，李济琛已将他列入共党分子押入死牢。蔡元培惊得面无人色，当场给李去电，要他“刀下留人！”又急忙赶去找张静江，求他立即向蒋介石说情。待听完张静江和蒋的电话，他才不安地回去，可是没几天，他就看见了李平原血淋淋的人头，高悬于广州城头的大幅照片。他还没看完报纸，就两眼一黑地昏厥过去。醒来时，见身怀六甲的周养浩也在低声饮泣。眼前总是拂不散归国海轮上那双明亮的眼睛，那张幽默而喜欢思辨的可爱笑脸。李平原是从他身边踏上救国之路的，如果连这样的热血青年都无法容忍，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他终于像头愤怒的老狮子，四处奔走呼号。他开始频繁地给军政要员写信，要他们“救救青年，不准杀人！”
他是在杭州得知李大钊遇难的，那天西湖的桃花在弥天风雨中分外憔停、马叙伦见蔡先生神情忧郁，便约了蒋梦麟一起同游烟霞洞，还在寺里备了一桌素席。他就是在吃饭时看到了那份《晨报》，顿时哀情大恸，眼泪又沿着双颊哗哗地滴入汤碗内。
他语音哽咽地一遍遍询问两位老友：“你们说，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张作霖有何两张作霖是反动军阀，我们又是什么”
三位回不了北大的名流，悲怆地斟满一杯水酒，向着北方遥祭亡友的冤魂上路。苍天为之动容，洒下一天浊雨。
5
岁月又匆匆地流逝了一年。
一年后一个秋天的中午，蔡元培又回到了南京，来到了景色宜人的栖霞山下，出席大学院同人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就在两个月前，这位个性耿直的大学者，匆匆写完《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就毅然递交了辞去大学院院长及代理司法部长的呈文。惟一保留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悄然赴上海定居。今天，当他乘坐的汽车，在新任院长蒋梦麟、副院长杨杏佛陪同下，出现在芳草茵茵的山下时，在场的六十多位同人，都激动地拥上前鼓掌欢迎。呵！蔡先生明显老了，步出车门时手脚是那样迟缓而羸弱。当他望着这些昔日情如手足的部下和门生时，眼角又突然潮湿起来。
蒋梦麟感叹地扶他入座，为他斟酒，先生这次是专门为他来中央开会的。就在上午的会上，通过了他的院长任命。他的内心却很复杂，也很迷惘，试行一年多的大学区制度已明显失败，他在这多事之秋仓促上任，又能干些什么他是蔡先生的学生，自十年前受命于危难之时，几次代理北大校长以来。心里只存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追随先生，为他排忧解难，为他未竟的事业补台。他终于苦涩地举起酒杯，与杨杏佛一起劝先生用餐。先生慈爱地望着他俩，仰面一饮而尽。同事们纷纷前来敬酒，先生凝视着大伙那依恋的眼神，又喝了许多酒。一旁的杨杏佛急了，急忙劝阻别再敬酒了，先生喝酒很少挟菜，又从不吃饭，加上心情压抑，年事已高，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蔡先生却说别扫大伙的兴，今天难得一聚，心里痛快，多喝几杯没事。他就这样又多饮了几杯，很快脸色酡红，额角渗出了冷汗。两人忙扶他靠在沙发上，送上热毛巾和茶水。蔡先生已有点语无伦次，也许他心里藏着太多的隐痛，一开口便让人心里发酸：
“唉！这一年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有时真惊叹自己的忍受力呀！先是王国维投湖自尽，康有为暴卒苏州，现在连那位辜鸿铭也在今春撒手西去静安死得好惨呵！眼前总是拂不散他临终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是被这黑暗的世道逼死的再看看我们这些苟活着的人，不管政见如何，不又都是殊途同归仲甫听说已被他创建的党无情地抛弃，而他的儿子延年，却死于我们的‘清党’。适之也一直在外流浪，牢骚满腹，却回不了北大。玄同是更加消沉了，只能以‘疑古玄同’解嘲。豫才也从广州败退上海，过着卖文的生活。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聘他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给他开支点生活费。唉！这些日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无论何党派执政，都同样不给知识界一点出路和希望我还不明白，为何在法国行得通的大学区制度，在中国会失败？我们究竟错在哪里难道是我终生追求的信仰错了我痛苦是我找不到出路，是我的信仰无法实现呀”
蒋梦麟见他累了，忙递上茶，劝他先歇歇劲。还宽慰地为先生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
“先生没有错，先生主长大学院不久，就制定了教育要‘学术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还通令在全国废除春秋把孔旧典，指令萧友梅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又派林风眠去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如果有错，也只能错在可鄙的政体上。法国是完善的共和制，而我们始终是专制专制，所以教育要独立，在中国永远是句空话！”
大学区制度是去年初夏推行的，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先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试行。于是将浙江的一些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为第三中山大学，后改称浙江大学，称浙江大学区，以蒋梦麟为校长。又将江苏的一些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称中央大学区，任命张乃燕为校长。按蔡元培的设想，是想把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