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置箱子，顶部有小孔，每走一里（指宋里），便有一块石子“当”的一声掉到一个箱子里。最后捡点箱子中石子的数目，就可以知道行走的距离。
这套计里时车的机械十分复杂，高宣研究时，一是借鉴了东汉古代的计里时鼓，二是参考了大宋使团从大食带回的一部希腊书籍。
大食人在翻译的序言里记载其著者是罗马帝国的马可？维特鲁维，大概是在屋大维当政时期担任相当于工部这个部门的重要官员，整部著作包括十卷书，主要是论述建筑，大食语译名为《建筑十书》。
最初这部书籍并没有引起卫希颜的注意，后来，主管国译馆的秘书省少监邵溥发现第十书的目录里有包括轻重弩砲和攻城器械的制造，便推荐给卫希颜，引起了她的兴趣，令国译馆的大食译吏赶工译出来，又令抄笔吏誉抄，分别送给沈元、高宣等几位大匠师参阅。
高宣这个时候已经是工部水部司的官员，经由建炎二年的制举中榜，因为有尚书仆射丁起的言语暗示，工部侍郎王世修对这位“丁相公的亲戚”颇为关照，先将他安置到水部司做舶务主事——这是从八品的职官，从明面上看，并不算出格。
要弄清楚这其中的因由，还得从建炎朝改革科举制度说起。
大宋的贡举（指科举的“常科”）包括进士及诸科，诸科中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科，是经由唐代明经科转变而来，后来又在进士、诸科外重设明经科，分二经、三经、五经，再之后王安石变法，罢诸科，只存进士，又新立明法科，此后延制到靖康元年。
靖康二年，建炎立朝，面临着中央官员严重缺失的窘况，赵构采纳了丁起的建言，没有急着开科取士，而是采用拔擢、复官、荐举和召赴四措并举的方式，一是拔擢地方上有清望或政绩的官员，如赵鼎、范冲、陈公辅等人；二是从致仕和落职官员中选拔有才能的复任为官，如胡安国、李邴等人；三是破格任用在朝官员荐举的才学之士，如宋藻、陆宸等人；四是召赴因各种原由以前没有出仕的名士，如朱敦儒、谯定、陈旉等人，这种破格拔擢和大刀阔斧任用官员的做法，为建炎朝迅速笼络了一批有名望和有才干的官员，很快就站稳了脚跟，于建炎二年，朝廷重开科举，而破格拔擢起来的礼部侍郎宋藻在丁起的支持下，首开制举。
制举是科举中的“特科”，经礼部改革后，也成为贡举科目，即“常科”，因为包括农科、工科、商科、天文科、医药科等等，是士人眼中的“方技类”，遂被很多朝官称为“方技科”，同进士科、明法科一样，榜分五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同进士及第”，第三、第四甲“进士出身”，第五甲“同进士出身”，在没有正式任职官前，这些进士都授予寄禄官——
一甲前三名，状元授承事郎（寄禄官二十八阶，正八品），榜眼儒林郎（寄禄官三十二阶，从九品），探花文林郎（寄禄官三十三阶，从九品）；二甲所有进士授修奉郎（寄禄官三十五阶，从九品），三甲、四甲、五甲的进士都授迪功郎（寄禄官三十七阶，从九品）。
诸进士按禄官阶领取俸禄，在见习期满后，再按寄禄官的品级授任同品级的职事官，如果三年后还没有能力授实职或是没有缺可任，则降禄阶到迪功郎为止，并保留出身。
这个“出身”是指进士出身，对读书人来说很重要，只有“士”才有资格做官，朝廷通过征辟来任命官员，只有具有士的资格才有被征辟的机会——进士之所以叫进士，就是“进身为士，获得征辟”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只有成为进士才能为官，但还有个“士官”和“流官”的区别，后世说的“科班出身”和“非科班出身”，大概就是来源于此，科班出身的是进士，进士出身的官员可以越级转官，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则需逐级转官，大宋历代宰相和副宰相的任职中，有九成是进士出身，而翰林学士这类清要官员，则规定必须是进士出身。
翰林的原义是文翰荟萃之所，直到唐德宗时，才将翰林和学士连在一起，成为皇帝的亲近顾问兼秘书官，宋代也有翰林学士院，掌谘政和制诰，经过建炎朝的科举改革，翰林成了贡举进士的称呼，这个贡举常科叫做“国学科”，设有经史、词赋书画、格物、医学等科目，只取两甲，即进士及第和同进士及第，中进士后即进入翰林院——翰林经史院、翰林文学院、翰林格物院、翰林医学院……
这些翰林院不同于翰林学士院，没有谘政议政的职能，而是回复了翰林的本义——学苑之所。事实上，“翰林学士院”在建炎六年时去掉了“翰林”二字，易名为“学士院”，以与“翰林院”区别。
渐渐地，“翰林”成了有学问的大学者称呼，虽为官身，却与政治朝堂脱了钩，从它的全称——“翰林供奉”这个官职名来看，有着深刻的内涵，昭示着国家对学者的尊崇、奉养。
“国家崇士，更要崇士之学者。”名可秀说起开立国学科的主张时，对丁起、赵鼎和宋藻道，“昔年王荆公罢帖经、墨义，由主要以诗赋取士，变为主要以经义、论、策取士，这是选拔经世致用的官员，故而科考者不需要死记硬诵，却必须读懂经史，这是为官处政的需要，亦是修身修德之要；但是，诗赋明经之学亦不可罢，国家需要经世致用的人才，更需要如尹焞、邵伯温这样的专研学问之士，他们是真正的学者，是智慧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光辉者……”
她引用《论语》道：“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即学有余力就去做官，这是响应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出仕是‘时习之’的途径，因为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亦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
“至今世时，真宗为昌科举，诏文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读书读得好，就有华屋有黄金，有美人有车马，于是天下读书人以科举进士为荣，‘学而优则仕’竟成了读书人的功利之行，与先贤治学的主张相去何等远矣！
“这种风气，贻害甚大。国家以利安民，却不可以利治天下。以利治天下者，或可昌盛一时，然人皆言利，则道之不存，文明宛若浮于沙表，踏之则陷沉。……昔年，真宗以劝学一文引得天下读书人争赴科举，而今朝廷开设国学科取士，彰之以荣耀，奉之以禄格，此谓之‘以道治天下，却不以清贫治道’，方可鼓励天下读书人‘读而优则学’。”——这个“学”是指“致力于学问”。
开立国学科的主张经由宋藻提上朝堂后，获得了很多朝官的赞同，如朱敦儒、胡安国、谯定等人都纷纷附议，大宋的士大夫官员，本身就是儒家学者，虽然出仕为官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但与后世官员相比，这个时代的士大夫更具有学者的品性，他们推崇才学，推崇学者，所以文官赞扬卫希颜书法的多过赞扬她的武勋，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宋人的“重文”……这话扯远了，总之，开立国学科的奏议在朝堂获得通过，虽然有朝官说制举已经有天文科、医药科这些方技科目，反对再在国学科中设立格物和医学，喧喧嚷嚷地吵闹了一阵，最终却仍是通过了。
再回头说高宣的授职，因考中制举工科的进士二甲第十七名，按《科举寄禄格》，授从九品的修奉郎，因为以前在知名的私人船场有从业经验，审查后可免去见习期，直接到工部任事，按《科举职官格》，可差遣九品到八品的职官，若是不得上司青眼，给个最低的从九品职事，也不算为过，若得了上司青眼的，直接升到正八品，也不算出格。
故而，工部侍郎授予高宣从八品的主事，从明面上看，并不算特别青睐——这是明面上的；实际的关照还在暗处，令他负责水部司的“车船舟目”，换作别人，这是个艰苦又不易出成绩的司目，但王世修看过高宣的履历，知悉这是他的长项，果然，高宣造出了畜力车船，提为正八品都事，建炎四年初，擢为本司员外郎（从六品），即水部司的副长官，负责整个造船署，这个时候，他研制的舶舟计里鼓车正卡在了瓶颈处，正巧卫希颜便着人送来了马可？维特鲁斯的这卷著作，书中第九章正是记载了他的航海行程计的制造方法。
从书中可以知道，早在相当于中国西汉时期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采用了类似中国车船舟的轮式桨作为船的动力装置——书中叫做“明轮”，因为这种轮子有一半是露出在水面上，当时，罗马帝国载有这种明轮的木帆船并没有当成是新的动力船只，而是作为海上的记里鼓车使用。
高宣看完《建筑十书》的第十书后，不由慨叹：“这位维特鲁威是罗马的公输班。”
公输班即鲁班，能与这位匠师中的祖师相比，说明这位维特鲁威赢得了高宣的尊敬和最高赞誉，尽管他是遥远的罗马蕃人，并且这个帝国早已衰落，但知识的力量足以跨越国界和民族，这就是智慧文明的力量。
从书中的记载来看，维特鲁威制造的记里鼓车比中国东汉时代张衡所发明的更精密，甚至比仁宗和道宗大观年间所做的改良计里鼓车也更为精巧，然而维特鲁威却在书中说这一装置是“先人传下来的”，这个“先人”是谁？——对于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而言，可称为“先人”的，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文明？
“……所以，再强盛的文明必须拥有强大的国家，才能确保文明的传承。”或许是受到刺激，高宣的灵感仿佛火花般迸发出来，不仅解决了记里车的笨重问题，记程也更加精确。
后来，这种计程装置被工部出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