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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第一也是新马第一
我升上剑桥初级A班，那是成绩最好的班级。级任老师英国人格里夫是个年轻的牛津大学毕业生，长一头浓密的浅棕色头发，为人和蔼可亲，快30岁了还没结婚，第一次到海外。他没有种族成见，多半是因为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生活的时间不长，还不晓得必须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保持英国的支配地位，英国人认为跟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在格里夫教导下，我的英语进步了许多，成绩不错，在剑桥初级文凭考试里高居莱佛士书院榜首。这次考试由剑桥大学命题，也由剑桥大学改卷。参加这样重要的考试，在我还是第一次。同年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莱佛士书院奖学金，一个是陈若锦奖学金。两笔奖学金共35O元（海峡殖民地货币②）。我买了一辆漂亮的礼里牌脚踏车，有三个变速齿轮，全链罩，风光地骑着上学，只花了70元。更妙的事还在后头呢。我专心致志要在剑桥高级文凭考试中出类拔萃。1940年3月初放榜，我开心得不得了。我排名全校第一，也是全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名。澳大利亚籍老师科茨在我最后一份成绩单上写道：〃以他的级别来说，李见多识广，与众不同，脑筋非常灵活。他充满热忱，精力充沛，前途无量。C．H．科茨〃
莱佛士书院的岁月，使我心情欢畅。功课固然应付自如，我也积极参加童子军活动，打板球，偶尔也打网球、游泳，还参加过好几场辩论。但是我从没担任过学长，总学长更不用说。我生性调皮捣蛋，老师往往发现我心不在焉，有给同学写字条或是模仿一些老师说话的独特习惯。有位印度籍科学老师讲课沉闷，我曾在实验室里画下他秃了一大片的后脑袋，给校方逮着。
有一回校长麦克劳德处罚我。他为人公正，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有一条校规规定，学生一学期迟到二次要打三鞭。我是夜猫子，不是什么云雀，早上总是睡不醒。1938年，我在一个学期里第三次迟到，级任老师叫我去见校长。颁奖日我领过多次奖品，也得过多次奖学金，校长认得我。他不是在训斥我一番后就让我回去，而是手下不留情。我趴在一张椅子上，隔着裤子狠狠地被打了三下。西方教育家为什么极力反对体罚，我始终不明白。体罚并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什么伤害，实际上对我们也许是大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我在学习认真对待生活。父母亲告诉我，他们的两个朋友分别当了律师和医生，日子过得不错，自己开业，因此没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不努力感到后悔，极力劝我搞专业。于是我很早便一心要当律师，当专业人士，不替别人打工。
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
在剑桥初级班和剑桥高级班期间，我隐约感到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了大事。1938年出现了慕尼黑危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1939年9月我们正在准备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时，报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德军侵入波兰，英国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紧接着是宣战，但那是一场离我们很远的战争。据我所知，在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加坡唯一激动人心的大事是，1915年2月，驻扎在中央医院附近四排埔由英国统率的印度军队哗变；此外生活一切如常。但是，这一次，随着事态的发展，战争离我们不远了。我的剑桥初级班级任老师格里夫是飞行俱乐部的活跃会员。他回英国参加皇家空军。后来听说他在作战中牺牲了，我心里感到很悲伤。欧洲战事最触动我的心弦的莫过于此。这位闯劲十足的牛津大学年轻毕业生的死，正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无畏的战斗飞行员一样。
这期间，本地人只需筹款和为飞机工业收集废金属，特别是铝。直到1941年，我们亚洲人还不相信战争会蔓延到新加坡。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得到更好的教训。
1940年2月剑桥高级文凭考试成绩放榜时，战事已在欧洲全面展开。法国受到严重的威胁，即将沦陷。到伦敦去读法律只能推迟。我的成绩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排名都是第一，获得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安德森奖学金，可以进入莱佛士学院。奖学金由约翰·安德森爵士捐赠，他是新加坡数一数二的英国大商行的首脑。奖学金得主每年可以获得大约900元。奖学金每三年颁发一次，给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1940年这一期归我。跟其他政府奖学金相比，安德森奖学金多了200元，付了学费、书籍费和膳宿费还有剩余。
莱佛士学院是在英国殖民部同意下，由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928年创设的，设有文科（英语、历史、地理、经济）和理科（物理、化学、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政府为它设计了一批漂亮的建筑物，包括表面看来像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四方院子和回廊，是用混凝土建造的，外层镶上石块；建筑设计也考虑到热带的气候。
学院的每个科目都由一位教授负责，有一两位讲师，大约一半是牛津或剑桥的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教文科和教数学的大多数是这两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教理科的多数来自苏格兰各地的大学。由于莱佛士学院不是大学，学生读完三年的课程没有学位，只拿到文凭，分为第一等、第二等或第三等。但是教授们采用了牛津和剑桥的讲课、导师指导和每星期写论文的制度，考试和最终的分级可能比多数英国大学还严格，情形跟培训新马两地医生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一样。在英国殖民地，人们都了解当地大专学府的文凭和学位必须保持最高水平，这样才可能在英国获得承认。因此，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地大学的荣誉学位，水平至少也和伦敦大学相等；即使跟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水准相比，也不逊色。
作为奖学金得主，我必须住进宿舍。要适应新情况不容易。为了应付新加坡又热又湿的气候，建筑师设计了宽敞的宿舍，天花板很高。每座宿舍隔成20个房间，落地窗外面是阳台。房间由2米多高的墙隔开，稍微比人高些，好让空气自由流通。但这样一来，声音就会在2O个住着年轻学生的房间和阳台上方回荡。寄宿的学生不只来自新加坡，也来自马来亚各地。
我读第一年的时候，学生都要选修三科。英语是所有文科生的必修科。我集中力量提高自己应用英语的能力，方便日后修读法律。其次我选数学，因为自己喜欢，能力也不差。最后选经济，以为能学会如何在商场和股票市场赚钱多么天真！第一年过后要选一科主修，我选了数学。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我们后来经常会面。
但最重要的是，她一直被分配在争取女皇奖学金的修读两年的特别班里。我感到烦恼万分。整个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马六甲）一年只有两份女皇奖学金，成绩最好的两个学生未必拿得到。我最担心的是，当局也许不想把两份奖学金都颁给新加坡学生，而会根据地区平均分配，让槟城和马六甲两地的学生也有机会。这样就是排名第二也选不上。
名闻全校被戏弄
在莱佛士学院度过的第一年，不像在莱佛士书院第一年那么顺心。当时有个传统，就是作弄新生，整整作弄一学期。我成绩最好，名闻全校。也许由于长得较高，引人注意，一些老生选中我作为戏弄的对象，尤其是一个名叫埃伯特的欧亚裔学生。埃伯特个儿小，皮肤黝黑，精瘦结实，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却有强烈的自卑感。凡是他有要求我都顺从，但他看得出我内心反感，因此觉得格外开心。我从不相信作弄人能加强一个班级或一连的见习军官的团结精神。
我不得不唱歌；不得不循着一个四方格爬行，用鼻子推一粒弹子前进；不得不系一条破旧的绿色领带，走在新生前头，举着一面不像话的绿色旗子。这一切毫无意义，然而我照做不误。这是我要加入这个既不成熟而且在发展错误传统的学院所应付出的部分代价。第二年轮到我有机会作弄新生，我公开反对，设法劝同学们别这样做，但不成功。自己当新生时尝过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坚决反对。
除此以外，我们上课还得系领带穿外套。讲堂没有冷气，科学楼的一间西晒教室，成了名副其实的烤炉。汗流狭背坐在风口，准会伤风咳嗽。经常轮番处身于凉风习习的地点和湿热的房间，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总的说来，第一年我过得很窝囊。生活在不熟悉的环境里，吃倒胃口的学院饭食，跟19个同学住同一座宿舍，这些都使我有一种失落感。
第二年从C座换到位置比较好的E座，房间凉快宜人。但是过去一年心里闹别扭，又经常伤风咳嗽，肯定影响了学业。记得一个学期末了，我连数学也排不上榜首。尽管如此，1941年3月学年结束时，我的成绩依然不错，理论数学排名第一。但是柯玉芝英文和经济高居榜首，第三科历史好像也是这样。统计是经济试卷的一部分，我的分数比她稍高。但我很不开心，知道争取女皇奖学金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
过后回顾当年的情形，才发现在莱佛士学院求学的阶段是我接触大马来主义政治的开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