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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中新闻部主任汤逊主持研究所。汤逊当时40岁开外，脑筋灵活，博览群书，说起话来很认真，带浓厚的苏格兰腔。他当过历史讲师，擅长教课，无论教什么都满怀热情。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很快就领会自己必须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为财政部长，吴庆瑞主管公务员，他选定良木山一栋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别墅作为研究所。8月15日我为研究所主持开幕，形容它的宗旨是〃不但要激发你们的智慧，还要让你们了解在革命形势下，民选政府会遇到哪些尖锐的问题一旦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你们就能使政府很快地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情绪，同时做出积极的反应，从而能更好地协助我们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
汤逊开始讲课和组织研讨会，我和一些部长到研究所讨论我们必须立即应付的实际局面，让大家通过实践的方式研究问题。起初公务员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讲师们显然不是共产党人，于是他们最初对于这是马克思主义灌输方式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由于讲师们的心态跟他们一样，他们同意：政府是诚恳的，问题是真正存在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我们是真正希望他们跟我们一起工作并落实解决的办法。汤逊干得不错，在往后四五年里教会了高级公务员如何了解共产主义理论，了解促进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弊病有什么民主办法可以解决，以及了解游击队的叛乱活动。他们认识了在广阔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情，关于东南亚革命的原因，以及为了应付挑战，态度和政策必须根本改变。
但是由于其他原因，我们跟公务员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很不自在。在由反对党转为政府的调整过程中，我料到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适应权力。我警告部长、政务次长和奉派协助处理公众投诉的议员避免让权力冲昏头脑，避免滥用权力。但嘴上说说容易，我们依然经常得罪公务员。
趁热打铁推行运动
我们正在利用选举过后受人欢迎的局面，决心趁热打铁。我们推行了一系列大事宣传的运动，打扫城市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割掉荒地上的野草。这是模仿共产党人的做法以引入注意的方式动员大家，包括部长在内，用手劳动和弄脏衣服，以便为人民服务。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我们发起运动引起群众的兴趣，让他们为热心公益、保持清洁和保护公共财产建立较高的行为准则。一个星期天王永元会动员公务员清理樟宜海滩，下一个星期天我会拿起扫帚跟社区领袖们一起扫街。
当时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吴庆瑞和我策划并组织了人民协会，那是个包容新加坡所有重要志愿社会组织的法定机构。这些组织从棋会、体育俱乐部到音乐、芭蕾舞、绘画和烹饪班等等，教人学习技艺，从事有益的活动。我们要让人们做些有用的事，使他们站到奉公守法这一边。
我们兴建了100多个民众联络所，在市区里兴建大型的，在乡村里则建小木屋，提供教育和娱乐中心让人们打乒乓球、打篮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以及上收音机和电冰箱修理课、手艺课。每个中心都有个全职的组织秘书负责管理，照顾附近居民的需要。为了监督起见，社会福利部改为社区发展部。
我们计划组织建国队，接受失业的青年男女，让他们穿上类似军装的制服，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宿舍里，教他们耕种、修路、砌砖和建筑，目的是让他们遵守纪律，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不致流浪街头。
但是我们也必须让已有工作的人们守纪律，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制止它们进行政治罢工。因此我们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仲裁庭。在50年代，澳大利亚的劳工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实行强制仲裁，制止了工业上的不安宁。我们于是找澳大利亚政府，他们派劳工部常任秘书来帮助我们。仲裁庭成立之后，我们的部长可以下令把任何严重罢工事件提交仲裁，尤其是诸如交通和公用事业等提供基本服务的部门的罢工。一提交之后，在等待仲裁期间，工会如果继续号召工人停工将作非法论，工会注册可能被吊销。此外，在罢工之前必须进行秘密投票，而不是在发表煽动民心的演讲之后举手表决。举手表决的情形我见得多了。
另一方面，我们跟共产党人抱着同样的看法：除了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落后是由于妇女并未得到解放；必须让妇女跟男人平等，受同样的教育，能对社会做出全面的贡献。在竞选期间，我们曾经利用分配给我们的以四种语言（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发表政党广播的机会，提出有关妇女权利的政策，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民行动党女党员能发表英语演说。芝在李与李律师馆面试了两名候选人的妻子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说，她们演讲语气太软了，不够坚强。当时我正在跟庆瑞和拉惹讨论事情。芝离开后，庆瑞和拉惹建议由芝去说。我征求她的意见，她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同意。拉惹草拟了初稿，让她改写，听起来像是自己的话。她修改了，经过中委会批准，译成其他语言。这篇讲稿她用英语在马来亚电台发表。
推出五名女候选人
有一段讲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社会仍然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认为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比不上男人。这个神话被用来作为剥削妇女劳动的理由。许多妇女跟男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在这次选举中，我们推出了五名女候选人让我们向它们（其他政党）表明，新加坡妇女对它们的装聋作哑和插科打诨感到厌倦。我呼吁妇女投人民行动党一票。行动党是唯一有理想、诚恳和有能力落实竞选纲领的政党。〃
这是认真的承诺，否则我不会让妻子到电台去广播。我要早日落实这项承诺，这就意味着总检察署的法律起草人员得尽快进行工作。他们寻找其他国家的先例，制订了妇女宪章，一年内通过了，成为法律。宪章规定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把过去人们接受的一夫多妻制列为非法，只有穆斯林除外。伊斯兰教允许穆斯林有四个妻子。宪章内容是全面的，它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却改变不了父母不愿生女儿，盼望生儿子的文化偏见。
此外还有多项措施不必怎么策划，就能轻易地争取人心，包括王邦文以内政部长身份发出的一系列〃反对黄色文化〃禁令。〃黄色文化〃指的是19世纪使中国蒙羞受辱的道德堕落行为和社会不正之风：赌博、抽鸦片、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腐败贪污以及裙带关系。反对〃黄色文化〃的精神是由来自中国的教师带进来的，他们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灌输民族复兴的精神。他们带来的教科书，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地理，这种精神在每一章里都流露无遗。左倾的华文报新闻记者给热烈赞扬革命中国的诚实、清廉和生机勃勃的报道迷住了，写文章强化了这种精神。
王邦文迅速采取行动，表现出的清教徒的热忱胜过共产党人。他下令肃清华族私会党歹徒，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弹球娱乐场甚至肉麻的歌曲。这样做除了使失业人数略微上升、新加坡对游客吸引力不那么大以外，没什么坏处。但一向是新加坡过客的水手和海员，很快就找到了在岛上更隐蔽的地点提供的这类服务，我们就当作没看见。卖淫活动依然在暗地里进行，我们没去管它，因为除非我们采取多半无效的愚蠢行动，它是禁止不了的。
我们最有意义的一项计划是争取在一年内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我的襟兄杨五麟担任教育部长，他的表现使我们感到自豪：他一分为二，让所有学校同时开上下午班，12个月内便使入学学生的人数翻了一番，使校舍的使用率增加一倍。他推行速成计划培训师资，把许多资深教师擢升为校长。他也开办成人教育班教马来语（现在成了国语），开展华人识字运动，用华语作为所有华族方言集团的共同语。人们希望自己日益进步，前景越来越好，我们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心理学上这是好事。共产党人曾经这样做过，我们再度采用已经被对手证明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正如群众运动那样，我们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马共垄断这些技巧。
35岁掌权心中不安
35岁就掌权，我心中不安。我没有行政经验，连自己的律师馆也让芝和金耀管理，于是决定必须了解政府的结构，对各部门的情形也要清楚。我要对高级官员，对他们的工作性质、态度和作风心中有数，以便在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知道要作出多大程度的改变；我也要估计各部门的人力资源，重新加以部署，以便加强最重要的部门。
我最先访问的是财政部，因为没有财政资源的话，什么事也干不了。其次是内政部。我们对共产党人必须掌握可靠的情报，能够敏感和有效地应付他们，必要时能先发制人。我要知道有没有称职的官员在主持工作，能提供必要的情报、分析、想法并为我们进行策划，以便制订挫败共产党人的策略。在社会秩序上，我要警察遵守纪律，一旦我们决定驱散示威群众或平息刚出现的暴乱，他们能表现得坚定不移、果断和强悍勇武。
执政四个月后，我在10月访问了内政部。我先向高级官员讲话以提高士气，告诉他们我预计共产党人重组后会在一年左右闹事，要求他们为应付未来的动乱做好充分的准备。警察总监名叫布列斯，个子很高，戴眼镜，留着白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沉默寡言。他当过政治部主任，没干过多少制服警官的工作。他完全了解共产党人造成的威胁，可能也觉得我跟共产党人太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