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孝闻名”，中国二十四孝“感天动地篇”记述，舜的父亲是个昧盲人，后母顽固，同父异母弟弟象，为人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尧帝“举孝廉，得知舜仁孝，以女嫁之”。舜接尧帝位后，以德、孝治国，社会歌舞升平，万民丰衣足食。
孔子也非常重视孝悌，把孝悌作为实行“仁”的根本，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父母在，不远游”等一系列孝悌主张。孟子也把孝悌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秦汉时的《孝经》则进一步提出：“孝为百行之首。”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悌则成为人们做人的准则和行为的规范。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孝子黄香为父暖被、董永卖身葬父以及三国时期孝子孟宗哭竹等事迹，都是因“孝行感天”而得名。
孝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它的影响力强大到不容置疑。
即使在选官制度上，也体现出对孝的提倡。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就是“孝廉”，孝廉就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始于董仲舒贤良对策时的奏请，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孝、廉各一人。后合称为“孝廉”。如果乡里有人以孝出了名，地方长官是有责任向上推荐的，而且还可以直接任用。而反过来，如果有人不想做官了，那么“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因为最高统治者标榜孝道，对这个理由不得不予以准许。譬如汉代的李密不愿为官，写《陈情表》上书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无祖母，无以至今；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说自己是老祖母抚养长大的，现在老祖母老了，需要自己在身边孝顺、赡养。
而到大唐时节，孝文化又有了更大的发展和进步，依照唐律的规定，凡是侍奉父母不“善”的，以不孝罪而给予处罚，譬如违反教令、闻父母丧而不举哀等违反“善事父母”的行为都属于此例。甚至，为了让子孙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长辈，父母在世时，如果子孙攒私房钱或者要求分家的，也要处以三年徒刑。
而且，侍丁养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进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为侍。八十以上令式从事（依有关法令办理）”，“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若子孙人数不够，“听取近亲”，“无近亲，外取白丁”。以非亲属之白丁，免役以养孤老，这种“侍丁”就是国家雇请的了。对孤寡老疾的经常性济养，唐令还规定：“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
大唐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充分体现了孝文化的深刻内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层面，那就是“色养”。何谓“色养”？《论语·为政》里说：“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子夏问孝。子曰：‘色难。’”后来朱熹集注：“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一说，谓承顺父母颜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也。”后因称人子和颜悦色奉养父母或承顺父母颜色为“色养”，说的是子孙要给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龄在对父母“色养”方面堪称典范，《贞观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由此可见，“孝”在此时，被认为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国君。修身，才会齐家，也才有国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声，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头一切杂事准备北上，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啬、可以嗜杀、可以暴虐，但绝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历代皇帝谥号，无一例外地都加进了一个“孝”字，足见连皇帝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疏忽半点，更何况李曜这个还不是皇帝的区区朝廷宰执？
当初他还是“李五郎”时，被那对兄弟逼成那样，只因为老父帮着他们，就不得不处处忍让，最终含冤断情，何也？不敢对抗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后世某些做儿女的习惯，动不动就顶嘴，动不动就在父母面前发脾气、摔东西，在古时只怕早就被官府处理，然后被街坊邻里当作反面教材反复宣传了。
因此李曜一说这话，就算王抟再怎么觉得危险，觉得不该去，也无法再劝，偏殿中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怪异。
刘崇望人老成精，见状便出来插了一嘴，道：“大王，某执掌度支，近来有一事为难，想请大王指点。”
李曜略微好奇，刘崇望这位老相公对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过去在自己面前说话虽然客气，但却很少这般，简直有些低声下气了，不知今日却是为何？当下便道：“岂敢，岂敢，阁老有话但说无妨。”
刘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为朝廷兵马，当由朝廷出资养兵，然则，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万余众，乃是过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枢以来，固然收支渐丰，然则供养二十五万余众，实是吃紧。更兼这南北二衙新军，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锐为范，甲坚兵利、食货甚丰，钱帛花费，倍于神策。度支经过计算，若如此养兵，每年足须耗费四百三十万贯！大王，中枢财政如何，无人更比大王明了，去年岁入颇增，也不过七百六十三万贯，试问大王，如此可长久乎？”
李曜点了点头，道：“如此来看，军费开支所占国用比例的确上涨了不少，但是阁老也该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断，这才是军费大涨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时，军费也不过百三四十万贯左右。而且从国库盈余来看，虽然军费大涨，但国库反而盈余了二十余万贯，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说亏空——总强了不少。而且，孤预计今年国库收入还将继续上涨，阁老无须为军费担忧。”
刘崇望寿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这是避重就轻，想想还是算了。原来刘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说李曜借机将自己麾下的河中军改为南北二衙禁军，如此一来，朝廷出钱供应禁军，但禁军本身却只听命于他，未免太精明了一些。但他又想道，若非李曜的鼓励工商，而连续的战争导致包括军械监自身在内的各种“工商企业”所缴纳的商税大幅提高，因而国库的确“扭亏为盈”，那朝廷欠大唐钱庄的钱只怕真要更多了。两相抵消，刘崇望决定忍了——少赚总比亏本好不是么？
王抟见刘崇望把话题引开，而李曜北上太原之事又无法再劝，只好也拿出政事来谈。便也拱手道：“大王，有件事须得大王首肯决断。”
李曜知道自己最近在朝中时间太少，朝廷里肯定堆积了不少只有自己才能定论的事情需要处理，便点头道：“王相公请说。”
王抟道：“沙州传来消息，沙、瓜两地豪族联手推翻李明振诸子统治，重新将归义军大权交还给了张承奉，如今张承奉遣使上表，请朝廷正是册封他为归义军节度使。如今朝廷究竟该命谁为正溯，还请大王决断。”
李曜却愕然一愣：“归义军？”
王抟等人同时一怔，秦王竟不知道归义军？
好在李曜脑中存着这具身体本身的记忆，忽然想起来归义军是怎么回事了——他只是此前从未关注过归义军，刚才才陡然一愣。
所谓归义军，是在宣宗大中五年时，推翻吐蕃而崛起的，其节镇治所在沙州——即后世敦煌。
所谓沙州，从汉至隋这一段时期，一直叫做敦煌郡，唐初改名为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两县。沙州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也是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大门，属于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唐初，大唐在河西节度使治下，有八军之说（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沙州的主要军事力量正是常驻边防军“豆卢军”约4300人。豆卢军的主要兵员为降伏唐朝的吐谷浑番兵——豆卢这名字有点怪，其实就是因为它就是出于吐谷浑语，意为“归义”。
在太宗、高宗乃至玄宗前期，突厥和吐谷浑基本上已经是被大唐打得半死不活了，而吐蕃还是个成长中的楞头青，因此大唐在西域一直独孤求败，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洲（敦煌），瓜州，凉州（武威），兰州，伊州，西州，庭州，廓州，鄯州，河州，岷州均是唐在西域的重要城镇和半军事要塞，在令高仙芝“一败成名”的怛罗斯之战前，大唐的扩张达到了顶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逃往成都，儿子肃宗却在灵武即位，于是玄宗就很莫名其妙的“被太上皇”了，从此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考虑到西域战乱不断，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很没有安全感的肃宗便命令西域诸军迅速勤王，一夜之间，大唐在西域的15万主力精兵奉命东进，西域立时处于军事真空状态。
本来在青海，哥舒翰的对吐蕃作战打的有声有色，吐蕃一时还要躲着这位名将走路，但大乱之中，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堪一战的大将们因为朝廷失策，陆续死于非命，吐蕃实在是不下手都不好意思，终于在乾元元年趁势北上，逐渐顶不住的朝廷被迫在宝应二年设立了一个神奇的职位“河已西副元帅”（无风注：这名称没写错。），这职位有点像明朝的辽东经略使，不过比经略使还要更惨的是，连像样的正规部队都没有，主要任务是整合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残余唐军，抵抗吐蕃的攻势。
虽然初期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首任的河已西副元帅杨志烈在永泰元年在凉州抵抗吐蕃时，由于“士卒不为用”，只得往甘州逃命，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