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前，谕旨不屈；世宗遣海思对，亦不逊，且命之曰：‘汝见屋质勿惧！’”又《萧翰传》谓“耶律屋质以附太后被囚”。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太后宣称德光继位是太祖遗愿时，却“正色”驳斥太后“牵于偏爱，托先帝遗命，妄授神器”，而太后也就没有再坚持。这说明，“太祖遗旨”纯属子虚乌有，可能系太后一时起意，信口雌黄，这在时人眼中不值一哂。另据《太宗纪上》，德光继位前，“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曰：‘皇子大元帅（德光）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义宗倍传》的记载更为明确，曰：“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所谓“让位”，实属无奈。但如果太祖真有遗诏传位德光的话，太后又何必逼迫人皇王假惺惺地让位，费心导演这一出掩人耳目的闹剧呢？
德光为太祖属意说的证据之二，是《李胡传》中阿保机对诸子的这样一段评价：
太祖尝观诸子寝，李胡缩项卧内，曰：“是必在诸子下。”又尝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择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干者束而归，后至；李胡取少而弃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笃爱李胡。
姚从吾据此以为巧不及成，说明阿保机属意次子。但邱靖嘉对此作出过很有说服力的反驳。从文意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巧不及成的结论。太宗虽“先至”，但“不择而取”，在太祖的心目中不见得胜过虽“后至”但办事周全的人皇王。
太祖弃倍说的第三条证据与“天下兵马大元帅”有关。据《太祖纪下》，天赞元年皇子德光出任此职。蔡美彪认为此乃皇储专职。“天下兵马大元帅”第一次出现在辽朝史料中即是此处，德光系其首任。无风认为，此职可能确为德光而设，但这并不能证明此职设立初即为皇储尊号。蔡文所提出的支持该职为皇储封号的证据都来自于德光之后，无风怀疑“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之所以变成皇位继承人的专利，可能正是因为太宗是从这一位置登上宝座。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在德光任大元帅后，虽然太子倍一般不再统军出征，但其在中央决策中的作用依旧。据《太祖纪下》，天赞三年，太祖在宣布大举西征之前，召集了契丹政权几乎所有重要人物，发布了一道诏书，特意提到“宪章斯在，胤嗣何忧？”这句话恐怕针对的就是太子倍的地位。很可能，当时确有反对耶律倍的声音，但太祖亲自现身说法，表达了对太子的支持。而且，在宣布西征的同时，耶律倍受命监国，这更表明了太祖对其绝对信任。太子虽未参与西征，但他是平渤海一役的主要策划者，并于天显元年随太祖出征渤海，攻下扶余城后，直趋渤海都城的策略也是他提出的。在围攻忽汉城时，他更是直接领导了这次军事行动。这说明在德光任大元帅后，太子仍然在辽权力中枢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相反，我们还没有发现太祖在位期间德光参与中央决策的记载。
德光为太祖所立说的第四条证据来自《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文曰：“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所谓“太宗必兴我家”，仅见于此，从上文分析来看，并非没有可能为太后所捏造。比如，《李胡传》谓“太后顾李胡曰：‘昔我与太祖爱汝异于诸子’”而从上引太祖对诸子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李胡。因此，解读这段史料的关键是澄清阿保机为何以耶律倍主东丹。
这似乎可以看做太子主东丹系避让太宗说并不可靠。首先，假定太祖真地改变了对耶律倍的看法，准备让德光继位，他不会愚蠢到用封东丹的方式来处理失宠的太子。阿保机一生多次经历诸弟之乱，他对皇室内乱的可能性肯定非常敏感，为了保证他亲手建立的大契丹国不至于在其死后陷入内战，他肯定会尽量做出安排，争取消弥这种可能。他应该想象得到，如果德光继位，曾被立为皇太子的耶律倍很有可能发动叛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东丹交予他，无异于大大加强了他发动叛乱甚至成功颠覆德光政权的可能。而《义宗倍传》载“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也就是说，在太子得知太祖的死讯后，他并没有在东丹集结军事力量，带重兵返回契丹腹地，而是匆匆忙忙赶了回去，身边似乎并没有多少军队。这说明耶律倍认为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如果太祖已经决定让德光继位，太子不可能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返回契丹故地。事实上，耶律倍为这一草率行为付出了惨重代价。德光继位后，他一直不被允许返回东丹。而德光多次巡幸东平，其目的应当是安抚东丹国内支持前太子的势力。
那么，阿保机为什么让耶律倍主持东丹呢？《义宗倍传》记载了阿保机本人的解释，他对太子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以太子主东丹，是为了凭借太子的崇高地位“见朕爱民之心”。从“非可久居”来看，似乎太祖让耶律倍留居东丹只是临时措施。也就是说，阿保机并没有准备将太子长期留在东丹，使其不能在自己百年之后继位的打算。相反，以“人皇王”主东丹是耶律倍地位的提升。《义宗倍传》提到“（太祖）赐（倍）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我们知道，虽然此前太子在礼仪上已是契丹国的第三号人物，但“皇太子”的称号与阿保机的“天皇帝”和应天的“地皇后”毕竟不在同一层面。而“人皇王”一称显然是为了与“天皇帝”和“地皇后”相匹配。在授予“人皇王”称号并且拥有“天子冠服”后，虽然太子仍只是第三号人物，但在礼仪上似乎已上升至与他们相同的层次。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天地人”概念，恐怕也来自于汉地政治文化。另外，邱靖嘉最近指出，由于渤海深受汉文化影响，有效的统治需要一位汉文化水平较高的亲信重臣，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耶律倍之汉化详见下文）。
综上所述，太祖晚年弃倍立次子说并没有可信的证据。相反，在《辽史》中有一条证据，可以说明耶律倍确系阿保机指定的继承人。《皇子表》“寅底石（亦为阿保机之弟）”条载：“太祖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又曰：“太祖命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这处记载没有明确寅底石是辅耶律倍主东丹，还是辅佐新皇。从情理上说，象阿保机这样的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在弥留之际，最牵挂的肯定是他所建立的国家的命运，而此时决定这一国家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继承人。很难想象阿保机会弃大契丹国不顾，而留下关于东丹的遗诏。另外，东丹的中枢机构是中台省，长官是左、右、大、次四相，以左大相居首，而遗诏中寅底石的职任是“守太师、政事令”，这也不象是针对东丹作出的安排。因此，无风认为，寅底石系受遗命辅佐太子倍继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太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是太子倍。那么，耶律倍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义宗倍传》载：“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概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在上引姚坤与阿保机的会谈中，太子曾引《左传》牵牛蹊田说，这说明他熟读汉籍经典。而且，在上文所引神册初年辽廷儒佛之争中，耶律倍力排众议，尊孔子为“大圣”。又乾亨三年（981）《张正嵩墓志》载：“府君考讳谏，南瀛州河间县人也。学备张车，才盈曹斗。从师泗北，授士关西。让国皇帝（耶律倍）在储君，时携笔从事。虽非拜傅，一若师焉。”此外，《辽史》中耶律迭里子安抟之传对迭里的被杀有较详细的描述，曰：
太祖崩，应天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安抟自幼若成人，居父丧，哀毁过礼，见者伤之。
耶律迭里当系太子心腹，而从其建言“帝位宜先嫡长”来看，他应当是个深受汉文化熏陶的人，其子安抟“哀毁过礼”的记载也是佐证。
因此，耶律倍无疑是个汉化极深的人，而且是辽代早期极少见的一个在文化层面高度汉化的人。而他对汉文化的广泛喜好，似乎不是一个从小生活在游牧部落中，只在成年后接触汉文化的人所能达到的。也就是说，无风怀疑，太子倍是一个从小就接受了汉式教育的人。那么，他为什么会接受汉式教育呢？显然不会是出于主动选择，虽然耶律倍可能从小就表现出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但教育方式问题，显然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唯一的答案在于他的父亲，即辽太祖阿保机。也就是说，很可能阿保机亲手为继承人设计了汉式教育。
不仅如此，从史料来看，其次子德光亦工汉文，通晓书法。据《太宗纪上》，天显五年二月，“上与人皇王朝皇太后。太后以皆工书，命书于前以观之”。十年正月，皇后崩；五月，“上自制文，谥曰彰德皇后”；十一月，太宗幸弘福寺，见观音画像，“乃自制文题于壁”。另外，德光身边也有汉化颇深之人。上文提到参与创制契丹大字并以此出任“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的耶律突吕不，其本传曰：
天赞二年，皇子尧骨为大元帅，突吕不为副，既克平州，进军燕、赵，攻下曲阳、北平。军还，大元帅以其谋闻，太祖大悦，赐赉优渥。车驾西征（渤海），突吕不与大元帅为先锋班师，已下州郡往往复叛，突吕不从大元帅攻破之。
知其当系德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