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三微微有些惊讶，但郎君自是郎君，郎君既然决定，他便照办就是，于是点了点头：“郎君但可放心，卢三省得。”
李曜回到房中，踱步片刻，走到书案边摊纸研墨，沙沙沙沙不知写些什么。李曜所住客栈，是潞州城中最好的几家之一，商队其余人等自然不会安置在此。他的纸笔是随商队带着的，以方便每日写下日记。
今天李曜因为李克恭的一番话，对唐末经济颇有思索，打算顺手记下。至于今后这些文字是否有用，是否无用，他此刻却也懒得去想。更不会预料到，这些稿件日后会被整理成后世赫赫有名的《圣宗百论》。
今日李曜所写，题目为《大唐财赋制度论》。题目较大，但李曜着笔之处，主要却是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分界点，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随之遭到很大破坏，因此朝廷开始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具体手段譬如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实行两税法，按照后世的专业术语来说，这标志着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帝国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最终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财政无疑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物资，而另一方面，则是方镇割据局面的加剧，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区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赋税制度，来挽救财政危机。
刘晏此人，可谓唐朝“经济学大家”，他的理财，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改进遭运，二是改革盐政，三是施行常平法。
刘晏的理财方案一步步实施，对李唐朝廷后期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对寻常百姓也在客观上有不少好处，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与管仲、萧何等古之名相并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杨炎的两税法了。杨炎，字公南，凤翔（陕西凤朔）人，唐德宗时的宰相，也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在他主持下，改变了过去的租庸调制为两税法，这不仅是唐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从古至今，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历史背景，两税法亦然，其实行的历史背景是：均田制的破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安史之乱的后果影响、农民起义的推动。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个层次的地主手里集中，朝廷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后世出土的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这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而在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就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那个时候，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所以这种地方，既是一个生产所在，同时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而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也叫做“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生产者。地主阶层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就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
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像代州李家那样，找庄客长工来做事还加付薪水的东家，本身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李曜在庄户们心目中很是“仁厚”的缘由之一。
另外雇佣关系在唐朝后期，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朝廷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社会的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一种补充性的劳动人手存在。当然，大多数雇农所得的报酬是极为低微的，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跟后世相对平等的雇佣关系不同，前者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通常都比较悲惨。即便李曜家中田庄的雇农，李曜一声令下，他们也得去铁坊帮忙，只是代州李家可算相当公道的东家，不仅发钱，还发奖励，因此那些工匠学徒才会那么轻易地被李曜调动起来，干劲十足。
再有就是，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是有明显区别的。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劳动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而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则都属契约性的，他们至少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但是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李唐朝廷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仅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很显然，这就使国家的收入大幅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这许多糟糕之极的情况，公元780年，杨炎上书德宗皇帝，提出实行两税法的计划，获批准后，遂开始在各地推行。
两税法之利，前文已有所述，但是两税法也有严重弊病，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不仅没有阻止土地兼并，反而使之越发加剧。而且两税法的税额是钱，但要以实物折合上交，这给各地官吏进行贪污提供了可趁之机。再有就是，在两税法实行不久，皇帝、宰相们仍然缺钱，于是又巧立名目想法搜刮，苛捐杂税又纷纷恢复，这就等同于征收了双重的赋税徭役，百姓的负担因而变得更加沉重。
除此之外，作为后世人，李曜特别关注唐朝的商业发展。
唐朝前期，北方有许多商业中心，但在安史之乱后，大多毁于战火。而南方的商业城市则日益增多，南方遂逐渐成为全国商业中心。
李曜关注商业，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可以“以钱生钱”，还在于商业可以带来物资的流通，互通有无的作用特别明显。其实在此时的各商业城市中，很多后世常见的商业模式，也已经出现，譬如夜市就己经很普遍了。王建诗《夜看扬州市》中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又有《送友游吴越》诗说：“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这些诗歌都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商业城市中夜市的繁华。夜市的繁华，一来表示城市居民手头有了闲钱，二来表示可以用以交换买卖的物资开始出现富余，当然也可以说是此处所缺，别处所余，但是经过这样一交易，就容易取得两地物产以及流通的平衡，这对社会的作用是很大的。譬如说战争时期，交战地的粮食价格肯定暴涨，而周边也会跟着上扬，但如果再远一些，譬如河东打仗，没理由扬州杭州的粮食会涨价。
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个物资交流的重要产物：集市。就在许多商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在农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区，也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又称为“草市”、“村市”等。它们的出现和存在，则大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为以后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李曜记得自己当年小的时候在农村，也会跟着刚刚被平反的祖父去赶集。在那个年代，有不少东西只有等到赶集的时候，才能买得到。集市，作用便在于此。
最后还要提一句的是，这—时期南方商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事件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飞钱”此物，大抵相当于一些武侠小说中的银票，只是银票这个词其实出现得比较靠后，至少唐朝应该是没有这个叫法的，就叫做飞钱，后来宋朝类似的物什叫做“交子”。唐朝时期“飞钱”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此时的商品经济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按“我们党”的习惯来说，这个玩意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另外在各商业城市还出现了邸店——货物寄存处。柜坊——存钱，类如银行。不过这时候的柜房不仅不给利息，还要收取保管费，以李曜的看法来说，有点黑，不过也不奇怪，这个时代的人，金融手段估计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总之，唐朝后期南方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由于李唐朝廷经济困顿，因而对南方也是加紧压榨，“阶级矛盾”仍在不断加剧。
李曜按照自己“先进一年多年”的思想，写下几条解决的办法，其中特别标出某些办法用于应急，某些办法用于长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外头天色已暗，客栈伙计上来给李曜掌灯，他才发现时间已经不早，忽然心中一动，不过买一套棺椁，怎的卢三带着王秦去了许久，此时还未回来？
如今可谓是非常时期，出现任何不对劲，都让李曜心中不安，于是他收好纸笔，将稿件贴身带着，匆匆下了楼来，却看见憨娃儿百无聊赖地在一处空地上躺着，手中拿着他那根铁棍，举杠铃一般上下举动。李曜不禁摇头，这夯小子简直就是精力过剩。
李曜喊了一声：“憨娃儿，跟我出去走一趟。”
憨娃儿听了，一骨碌爬起来：“可是要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