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阳卢氏子弟，而他的岳父李翱更出于唐朝门第第一的陇西李氏没有这些市侩的前提，故事又何以能演绎得如此美丽？
卢储的故事只是偶然开放在明净月色里的昙花。寒门举子的落寞背影却总在明月照不到的地方。正如《旧唐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势门子弟，交相酬醉；寒门俊造，十弃六七”。这种对人不对文章的做法将举子的先赋身来作为擢拔人才的尺度，多少还残留着九品官人法的袅袅余韵。在科举考试的形式下，高第士族重新赢得了政治优势。考试成了他们又一条青云之路。文化底蕴深厚、人脉深厚的士族，如荥阳郑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子弟纷纷入闹应试，为自己博取进士功名。重视科举的晚唐，来自士族的宰相反而比过去一百多年都要多。科举选拔和门阀政治，这两种冰炭对峙的观念竟然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分歧，为士族高门的子弟迎来了最后的东风。但是，在许多看似美丽的故事中，科举制度失落了其本应具备的意义，直接滑向荒诞
李曜记得最为深刻的，是在长庆元年春，那一段“满地落花红几片”的幕春故事。
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又默许人们用行卷、通榜等方式来干预书面考试的结果，这就背离了考试制度本身张扬的机会公平这一价值旗帜。
士族政治借科举之尸还魂，也背离了设立科举制度时削弱门阀政治的初衷。正因为这种深层矛盾的存在，行卷、通榜在唐朝一直是朝野认可的一种时尚，却没有合法化。在李曜看来，这姑且可以称之为“隐性规则”或者后世所流行的词汇“潜规则”。这种行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边缘，很容易成为党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派系和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诠释这个潜规则。他们既可以宣称行卷、通榜是惯例，堂而皇之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可以将行卷、通榜斥为牟私，打击自己的政敌。
这还只是科举制度与党争的第一重关系。还必须注意到，即使是那些出于草莽、进于青紫的寒门士子也很快地在科举制度上发展出一种“座主（考官）——门生”的关系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座主提携门生，门生翼卫座主，同年登科的举子则结党谋权——他们参照士族中的父子兄弟伦理，形成一套虽未见诸于文字，却同样具有权威的伦理法则。这种后天编织起来的关系网络弥补了个人先天背景的不足，使自己获得了准士族式的政治根基。明朝人沈德符就说过：“座主、门生之谊，自唐而重。”
相传，宰相崔群有一日偷得片刻清闲，与夫人闲谈家事。丈夫与皇甫镈的矛盾，崔夫人也略有耳闻。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她试着劝相公趁身居高位、俸禄丰厚的时候，及时为子孙置些田产。崔群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置下了三十处膏腴的庄田了。
听了这话，崔夫人一脸困惑。求田问舍这样的事情，自己身为主妇，怎么会茫然无所知？
崔群莞尔一笑，解释道：前年春，我入闱主考，取中了三十名进士呀。
崔夫人会意地笑了——在唐朝人眼中，门生是座主最重要的政治财富。三十名门生，就是福荫子孙的三十处膏腴良田。
在波澜翻覆的长安官场，门生与座主的关系，就象考官崔沆取中门生崔瀣时人们所嘲笑的那样：“座主门生，沆瀣一气。”崔沆与崔瀣究竟是沆瀣一气，还是名字巧合，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座主、门生互为奥援，从中唐到晚清史不绝书。就是在科举制度消亡百年后的今天，也还影影绰绰，似隐还显。
同年登科的进士间也是党同伐异。贞元七年的进士皇甫镈、令狐楚和萧俛，还有贞元二十一年的进士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都以同年的身份结成朋党，在各自时代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玉尺量才的科举制度推动了文职官僚内部派系的形成。
李曜忽然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再一次意气风发起来的李晔。在他这个穿越时空的后人看来，这大唐仿佛就是一个舞台。舞台上，帝王家的恩怨情仇高潮迭起；舞台下人头攒动。
那些自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大夫们，竟然和他未曾穿越而来时一样，袖手旁观，充当一幕幕悲剧的冷漠看客。所谓的精英矜于门望，又一无所长。他们鄙薄善断繁剧的刀笔吏，自己对军谋、民政又一无所知；祖先的“礼法门风”被他们丢弃了；赖以炫世的家学也没有能传承下来。他们从祖先那里得到的，不过是一个高贵的姓氏和郡望。现在正在河东做李克用监军的张承业，就曾很不屑地问一个征引门户、骄矜作态的范阳卢家子弟：“公所能者何也？”
诚如《新唐书》所说，“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除了所谓道德和名望，他们再说不出什么道德高调，不过是粉饰猥琐私欲的一张假面。精英的伪善性在这段颓唐的历史中，是如此突出。李纯的死亡、李宥的醉生梦死与生不如死他们都视而不见。除了自己，他们什么也不关心。
士大夫们眼睛里只有长街夸官、曲江离宴、月灯打球、杏园探花和雁塔题名。进士科决定了一个人和一个家族在长安的地位。那才是他们关心的。那些铺张浮华到极致的仪式，不过是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的表现。
在“鸟散落花人自醉”的长庆元年，李曜在心中对那次舞弊案抽丝剥茧，看到了党争和科举的关系，也看透了士大夫的本来面目。这些精英在同自己利益相关的制度设计与运作上拥有如此影响力，就滥用他们的种种优势，去损害位置较低的阶层而使自己获益。象段文昌、王播，也包括元稹一流的人物，起于寒门，依靠超一流的聪慧与后天努力，跻身庙堂。但在平步青云的路途上，他们也沾染了难以祛除的自私和猥琐。
整个精英阶层集体堕落，而最能体现这种堕落的，恰恰是与他们政治地位和利益联系最紧密的科举。
话说有一年，姑苏举子翁彦枢进京参加那年春闱。入闱前，举子到寺庙中拜会一位旧时在故乡就相识的僧人。他乡遇故知，当然是人生快意之事。两人把手叙旧，话题自然少不了今科考试。老僧突然问翁彦枢：你对功名前程有什么想法？
翁彦枢叹了口气，坦言心中无数。世人都知道，龙门一跃，身价百倍。可有多少鲤鱼能完成那化鱼为龙的一跃。每次春闱，春风得意的不过二十多人。孤身漂泊在帝乡的江南才子又哪敢有太多的奢望？老僧见他踌躇，便率直地问道：你到底想中第几名？翁彦枢以为老僧不过是作玩笑语，便随口回答：第八名就行。
第二天，老僧来到了侍郎裴垣府上。他是裴府的座上客，中门以内，也能经常出入。老僧手持捻珠，闭目诵经，一副了无牵挂的高僧姿态。谁说什么、做什么，都没有避讳他。裴垣已经奉旨意入闱，主持今年的科举。他的两个公子裴勋、裴质正在家中眉飞色舞地谈论春闱秘闻。谁人高中，谁人落第，推荐他们的又是谁，两人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万众瞩目的科举其实根本没有开始。裴家的两位公子不曾注意，身边那半截槁木一样的老僧已经把他们透露出来的辛秘掌握得清清楚楚，就如他手中的一颗颗捻珠。两人说得正欢，忽然看见老僧那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突然睁开，精光四射。
老僧很严厉地说：到底是你们的父亲做主考，还是你们做主考？科举取士乃国之大事，朝廷委派侍郎主持，本意就是要他革除积弊，让寒门士子有晋身之路。你们兄弟想取的进士，全都是高门子弟，贫苦的读书人有何奔头？当今科举，由你父亲主持，难道他是傀儡，任由你们摆布？再说了，你们弟兄所选的，无不是权贵子弟、高门后裔，连一个贫苦学子也没提过。我说的，可以不承认么？
说完，老僧扳起手指，从头数到尾，一个不差。每个人背后蛛网般的关系脉络说得一点不差，毫无遗漏。裴勋和裴质呆若木鸡，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老僧将他知道的底细泄露给父亲的政敌，长安又将掀起一场急风暴雨。裴垣不免和长庆元年的钱徽那样，遭到严谴，甚至被贬到万里外。
两个纨绔猛然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跳下座位，低声下气地哀求老僧千万保守秘密。金银钱帛，想要什么都好商量。老僧这才慢慢地说：我老了，要钱财有什么用？同乡翁彦枢，一定要今科取中进士。
裴勋、裴质忙不迭地答应，一定把翁彦枢列在末等。老僧眼睛一瞪：非第八不可！
不得已之下，裴家的两位公子只好哭丧着脸，点头同意了。老僧随即取来笔墨，要他们立下字据。数日后，礼部南墙上贴出了进士榜，翁彦枢是那年的第八名
这就是让太宗皇帝夸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的科举。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再到武则天，多少帝王挖空心思，要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流弊。当历史步入晚唐，却发现一切仿佛又回到汉朝末年，九品官人法流行的年代。在个人和家族利益的驱使下，权豪子弟放肆地践踏科举考试的公平价值。一时之间，进士名额完全被公卿之家、累代名族所垄断。放眼长安，哪还有一点初唐延揽天下英才的胸怀？
宰相令狐绹的儿子未经地方拔解，也就是考试和推荐，就直接参加长安的科举考试，人称“无解进士”。
举子陆扆倒是得到地方上的推荐。可入京应试时，正值长安城破。他好不容易才追上了流亡的天子。陆扆很想早日成为进士，几次恳求宰相韦昭度举行科举。韦昭度也算“旧族名人”，品格却极低下，连阉人都敢讥笑他“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不过，韦昭度很赏识陆扆，颇想提携他。可宰相也有为难的地方：科举在春天举行，号称春闱。可夏天都剩不了几天，不是试期，怎么能举行春闱呢？再说，请谁来主考？陆扆当即表示：与自己同居一室的中书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