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很喜欢讨论，认为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来说，没有杨广，也肯定会有第二个或者类似的一个隋炀帝出现，但按照李曜读史的分析，他却觉得这个隋炀帝第二即便是延后一分钟出现，恐怕历史也将大大的不同。可惜他无法证明，除非他穿越来的朝代不是唐末，而是隋朝或者北周时期。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GM也许不能控制一切，但总策划显然可以。在西方，这个总策划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总策划叫做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当时秦前那会儿，八百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了。隋炀帝其实跟秦始皇有些类似，甚至后人有个说法叫做：“秦始皇多活几年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少活几年就是秦始皇。”李曜一直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隋炀帝的确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同时又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只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功课，历史证明他这门课实实在在的是挂科了，当然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绝对是个偏科尖子生。
李曜一直认为秦朝和隋朝都是很伟大的，其伟大之处，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秦朝也好，隋朝也罢，它们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单说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朝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朝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杨广显然没有控制好，安全生产做得不够到位，结果产生了爆炸，把偌大一个隋朝自己给葬送了，大唐则和当年的大汉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改革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朝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朝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就知道隋文帝、隋炀帝是想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当时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这两位配合得也很默契，不比后来贞观时的“房谋杜断”来得差半点：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而且这位同学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显然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回事）。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十五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而经济上隋朝实行了“均田法”，均田这个东西，一贯是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隋朝这个改革，虽然也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总以前要好得太多太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在农耕文明时代，这就真的是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根源其实也就在这儿。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后来的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国的时候还能打点硬仗，等过个几十年，基本上战斗力就“糟了个大糕”。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在倒退，此处暂且不表（今后李曜地位到了再说）。
当然如果说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隋朝和秦朝都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东都、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征南蛮、修长城、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实际价值远大于后世李曜看习惯了的那无数个政绩工程，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问题是他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后代造福，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如后世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因此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然而隋朝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朝也犯了和秦朝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别说隋朝，任何朝都承受不了。
其实农耕时期的一些大工程，在后世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朝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相当于后世的修建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在后世，这些个工程虽然也大，但主要依靠机械力量去做，并且有专业的建筑承包商，经济基础也不是农耕时期可比，而在秦、隋的农耕文明时期，这样庞大的工程就非得征调几十万、上百万人才行，这对农耕文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么多的劳动力全都去修工程了，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直接修工程的人，还要有配套服务，因此，一个宫殿工地上假设有十万人的话，那么后勤、原料、运输、管理等就有几倍的人在为其服务。因此，一个大工程的牵涉面很广、很深，往往是牵动整个国家的。
隋朝灭亡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就是两项：一个是庞大的工程，一个是对外战争。隋炀帝曾三次远征高句丽，而且失败了——这里也看出，秦朝是以统一六国为完成统一大业，而隋朝则不满足于统一中国本部，而是谋求向外扩展，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国范畴。当然，更准确点说，应该是把朝鲜半岛归属中国固定下来，或者叫做收复朝鲜半岛，因为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和带方郡两个行政机构，朝鲜半岛大部分就归属这两郡管辖，在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