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潞笑道：“怪只怪河东军械监名头太大，蒲帅一说出资，各家都只以为蒲帅必从河东军械监调拨钱帛，却不知蒲帅可用款项还多着”她微微侧身，朝王抟一拱手：“王相公曾判度支多年，精于财政，奴想请问一句：王相公以为河中节度使府会缺这区区不到二百万贯么？”
王抟道：“河中镇的两税留使究竟多少，某并不知详情，但河中蒲、晋、绛三州皆是富裕之地，想来两税留使以及营田都不在少数，至于军府商产，历来不薄，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实不拮据。更何况，河中还有两池我意天下诸藩，怕是少有可与河中比富者。”
王抟判度支多年，对于大唐朝廷以及各藩镇经济情况，自然极为了解。寻常节度使府的三大收益刚才他都已经提到，分别是两税留使部分、营田所得和军府经商收益，另外河中还额外有两池盐场的利益，当然少不了。
德宗以后，藩镇的基本财政收入就是两税收入。当时，两税收入之中，归方镇支配的只是留使部分。它在整个收入中占多大比重，因各地物产、户口、军队多寡等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地方留占的两税大约占三分之二左右。建中时“每岁天下共敛三千余万贯，其二千五十余万贯以供外费，九百五十余万贯供京师。”这只是钱额，另外还有米麦外费一千四百万斛，京师二百万斛。按照元和时“国计簿’的数宇，全国总额是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各种榷税收入皆在其内。文宗时王彦威作《供军图》说全国收入三千五百余万，恐怕就是根据“国计簿”。王彦威分析兵费在全国财政中的比重说：
起至德，乾元之际，迄于永贞、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椅角之师，犬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计中外兵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今夭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兰千五百余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三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州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余四十万众，仰给度支。
王彦威在这里提到了两个三分之二。一是留州留使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上供为三分之一。二是供军费用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他开支仅占三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总的情况，就各镇的情况而言，则不尽如此。元和六年（811）十二月辛未敕云：“其涪州缘属荆南，有供荆南节度钱二千四百贯，今随本州割还黔府，兼于涪州送省钱三千八百贯文内更取一千五百贯，添赐黔府见将士军资。”这个决定是针对黔中遭水灾，军资不济的情况作出的。涪州从荆南割属黔中，其原送使钱二千四百贯增加一千五百贯，为三千九百贯，同时其上供钱则从原来的三千八百贯减少一千五百贯，为二千四百贯；留州部分不变。上供与送使的比例从1。6：1变成1：1。7。
而《吴地记》所载苏州的情况则有不同，上供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贯，留州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贯，送使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九贯，总额为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上供、留州、送使的比例约是44％：28％：28％。可见南方上供数额远远不止三分之一，几乎占一半，远远高于北方藩镇。当然这也说明江南作为唐廷的“钱袋子”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而营田则是方镇两税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唐代藩镇营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营田所得可抵预算中的本镇军资或度支所拨衣粮，如大和三年（829）五月中书门下奏称，观察使若上陈刺史政迹，“须指实而言”、“如称营田课则所效，须云本合得若干万石，在任已来加若干万石。其所配斛斗便请准数落下，支所供本道本军斛斗数。如不是供本军本道解斗，则申所司收管支遣，以凭考核。”于此可见营田收入要么抵充军粮，要么申报有司收管。对于这类性质的营田，落镇是没有热心的。他们认为：“疲兵于陇亩，缓急非所用也。”
另外一种情况下的营田收入可以为地方自己支配。《资治通鉴》有载：“诸将言于秦成防御使李承勋曰：明公开营田，置使府，拥万兵，仰给度支，将士无战守之劳，有耕市之利。”所谓“耕市之利，即指“营田之利”和“关市之利。”秦成防御使军队既“仰给度支’，而又有“耕市之利。”可见其营田收入是完全由本镇支配的。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诏在诸道除边军营田外，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其所管营田自合军中资用、不合取百姓营田，并以疮地迥换百姓肥浓地。其军中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而不得辄妄招召。”这条诏书说明，朝廷对“其军粮既取正税米分给”的内地诸军营田并不怎么感兴趣，故说“如要营田，任取食粮健卒”。因为这些营田完全是归“军中资用”的。唯一的问题是这类屯田究竟有多少。以河中而言，因为蒲、晋、绛三州农业发展比较好，在后世山西省也是主要的农产区，所以营田较多，收益也比较可观，赡军不仅充足，而且有余。
营田所收为实物，还有一些征敛钱货的杂税收入，主要有盐铁、茶税、酒税、商税等，而譬如河中有两池盐场，因此盐税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大可小的收入，便是自行经商。
很多人只知中国古代一直重农抑商，但却不知道唐代的开放以及到了古代的巅峰，连各藩镇自己都有商业收入。因为诸道藩镇不仅征商税商，自己还经商。
大历十四年十月有敕：“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贸贩，别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
这里的“名托军用，实私其利焉”，固然是对藩帅假公济私的揭露，但同时又从侧面反映出，若是出于“军用”，是可以置邸“贸贩”的。这是建中以前的情况。两税法以后的例子也有。如文宗开成时汴州节度使李绅“上言于本州置利润楼店”，尽管“议者以与下争利，非长者所宜”，还是获得了皇帝的同意。另外还有“官沽”，即由官府卖酒，实际上一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大和元年（827）江西观察使李宪曾“以军用不足，奏请禁百姓造酒，官中自沽。”这已是藩镇自己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了。刘从谏也曾在泽潞“卖铁、煮盐。”又利用商人贩易取利，“大商皆假以牙职，使通好诸道，因为贩易。”
实际上这就是后世国家资本主义式的一种财富控制办法，有些像国家垄断，这个事情李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当然有收入就有支出，两税法时期藩镇的财政支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长行旨”条内具体载明的分配项目，主要有上供、供军、官吏奉料和州府杂给等，可称之为基本支出。第二大类是不在“长行旨”条之内的特别支出，主要有进奉、赏赐军士、廉使常用钱等名目。
官吏俸禄和州府杂给一般不算什么大数目，剩下的上供、供军才是主要支出，这一时期的士兵每年每人要花费二十四贯左右，以李曜麾下近五万大军计算，每年正常供军为一百二十万贯，但李曜在供军上花费很大，如果算上军械监在器械开发和配装上的花费，每人每年几乎可以达到五十贯以上，那么李曜每年的支出就几乎是要翻上一倍，达到每年240万贯。
但王抟刚才已经提到，河中除了这些其他藩镇都有的收入之外，还另有一个聚宝盆：两池盐场。”
PS：在关中出现大的变乱，明确需要李曜出兵之前，眼下这段剧情主要是“种田”，因此可能有些枯燥，耐心不那么好的朋友，可以等过一段时间再一起看。
另外，种田的情节，有一部分是为了要体现李曜将来进行改革时的思路的。
第210章 力挽天倾（廿六）
王抟这个曾经多年“判度支”的实干宰执对于李曜可以动用的财力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一，河中自王重荣时代开始，历经王重盈、王珂、李曜四任节帅，根本就没有向朝廷上供过，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没有将赋税“提成”上交朝廷，河中的全部地方赋税通通成了“留使”钱，也就是全部留在节度使府了；其二，河中的农业在北方历来都属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归因此属于节度使府的营田收益本来就不小；其三，由于地理、交通等区位优势，河中节度使府本身就有不少商务产业，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然而河中镇真正最关键、最大笔的收入，仍然是那个天下垂涎的解州、安邑——“两池”。
解州、安邑两大池盐的收入，还在代宗时期，就已经占据整个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十二点五，也就是八分之一，而这个收入在如今朝廷财政拮据的时期，已经上升到了六分之一！当然，这个说法仅仅只是“如果”李曜肯将盐池收益上交朝廷的一个假设罢了，实际上李曜承王重荣旧制，根本不向朝廷上供一文钱。那么，李曜可以支配的财力，很明显是非常充足的。
当然，不上供不代表对朝廷毫无表示，李曜不仅有表示，表示还很大，只是名目不是上供，而是进奉。
所谓进奉，是藩镇以“羡余”的名义向皇帝上供的钱物，这在唐后期十分普遍，史称“有土者竞为进奉”，同时进奉的数量也十分惊人。史载贞元时，诸道进奉岁凡五十万贯，其后稍损至三十万贯。实际上恐还不止于此数。比如大历元年，代宗生日一次所得进奉达二十四万贯。德宗时更盛，当时持节浙江的韩说一次进奉竟达五百万贯。而且关键是越到后期，进奉的名义越多，除了逢年过节、皇帝寿诞之外，各地藩镇要进奉，名义是五花八门。最有趣的是，连一贯处于“名义统一、实际独立”的河朔三镇，虽然一文钱的上供都不给，但进奉却也并不少见。至于河中，在李曜上任之前，河中每年进奉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