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青岛的女同学在网上给我留了言，说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因为我给了她一个奇迹。另外，她还困惑的是自己并不喜欢那个叫杨光的男孩。
我不知道他们（炫）经（书）历（网）了这么多却没有走到一起，究竟是幸福还是悲哀。
她说自己会出去打工赚钱，以后一定加倍偿还我。
我没做什么回复，只是希望她能开心并且坚强。有时我也会想：她会去哪个城市，做何种职业，身心劳累吗？
学术
有一天下午，我送燕歌回家。在她们楼下，恰好看到一群人在打球，她就怂恿我上去比试一下。我玩了一会儿，满身是汗。走下场地的时候，她帮我擦掉汗水，这也惹来别人的羡慕。
我们在路边说话的时候，和她的母亲不期而遇。当她叫“妈”时，我站好，屏息，忐忑的叫了一声：“阿姨好。”
她妈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肃，仔细看了我几眼说：“燕歌，怎么不把你朋友带回家，我正好要做饭，就在家里吃吧。”
我们连忙推辞，燕歌说我们一会出去吃。她妈也不好再说什么：“那以后常来玩啊。”
等她妈走了之后，我就急忙问燕歌：“我的着装还算得体吧？”
她笑着说：“紧张什么，看把你吓的。”
我嘟囔着：“早知道会这样，就不打球了，搞得自己浑身脏兮兮、乱糟糟的。”
一直到吃完饭，我的心情都没怎么平静下来，感觉自己这次演砸了。
晚上回到寝室，我就向其他人询问本地的风俗人情，尤其是去长辈家时的言谈举止。
而不一会儿，燕歌打来电话说：“你们家里是做什么的，都有些什么人呀？快点告诉我，我被我爸妈刑讯逼供了！”
我们交往了一年多，却不知道彼此家里的情况，只生活在两个人的世界里，想一想，也感觉好笑。
爱，真的让我们短视且盲目。
我把情况大致说了一遍之后，她回去交差了。
再一次在一起的时候，我就问她要不要正式去拜望一下她父母。她歪着头想了一下，好像感觉还不是时候。
以后的日子，我总是为这件事情而困惑，担心自己会说错话，或者会留下坏的印象。我曾不止一次的在脑海模拟见面时的场景，但每次都被自己否决。
总是感觉她的母亲对我并不满意，毕竟和那个翔宇比较，我没有他高大，也没有他那么帅气，没有和她青梅竹马，而且我是北方人，肯定与他们存在地域、文化、交流上的差异。他们对我还存有戒心，甚至很陌生。
我也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只要彼此喜欢就可以无所拘束。但是如果对方父母反对的话，你以后的生活也许未必就很幸福。在中国，媒妁之言或许早已不存在了，但是父母之命不可违。
好像听过这么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圆满的。而且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父母的缘故而结束恋情的。
毕竟，对男人而言，亲情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只是不知道，这条规则是否也适用于女性。
渐渐的我们就再也没有谈起这件事情，日子又如最初般：简单的话语，街头漫步，夜色下拥抱，说好不分离。我们开始相信，应该（炫）经（书）历（网）的早已经（炫）经（书）历（网）过了，剩下的就是美好的生活，我们的生活。
我开始看关于家庭装饰之类的书刊，有好多是从台湾地区流传过来的。只不过看的让人沮丧，因为我知道只能是看看而已，一切都太遥远，并且不现实。我不知道两年以后的自己会在哪里，从事什么工作，有没有积蓄。而她又会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但是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总是充满幻想：以后就生活在这座城市，每天上班时想念对方，下班后拥抱对方。我会在一所大学教书，她会在医院做大夫。买一所向阳的房子，生两个孩子。假期的时候会回山东看望我的父母，会去我的大学，走曾经走过的路，会在海边许下一个个心愿。
我们天马行空的梦幻，信马由缰的想象，以为生活只是彼此相爱那么简单。
我上交的那篇论文老师好像并不怎么满意，听说在办公室里对着别人发火了。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是最差的那一个。怪只怪自己的题目太小，内容太少，没有新意。但是我也可以肯定其他人，大多数的人，除了占有资料多、学者观点多、可以整合甚至抄袭的空间大一点之外，无他。
我只是不知道，原来老师是以你写的字数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
其实，可悲的是，学术界的抄袭之风已经盛行已久。随便翻阅一下所谓的名家著作，里面除了别人的观点，就是偷梁换柱的东西。用一个从来不写论文的导师的话说：“这些人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却做出高人一等的姿态。”
很是奇怪，好像文化在此时、此个年代拐入了死胡同，陷进了干枯的沙漠，没有开出灿烂之花。但总是有人会自不量力，妄图出风头，有建树。我和福建仔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们每天像忙碌的工蜂，不是帮这个导师就是那个导师做课题，说白了还不是拿着别人的东西抄来抄去。
我曾经以为，继续进修能学到更多的知识，结果我很失望，甚至一度绝望。我们总是幻想未来很美好，可美好的只是过去。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想退学，因为感觉无法呼吸，在如此虚伪的空间里。
放逐
那个学期我们唯一做过的事情，或者说曾努力去做的事情，就是翻译欧盟刑事诉讼法典的相关资料。当然，毫无例外的，我也是在别人精挑细选完之后，拿到了厚厚的一摞，怎么看都像菜市场扔弃的杂物。
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外语水平在中学后就不曾有过提高，我一直在靠原来所学的那点知识来应付各种考试。面对这些陌生而又拗口的词句，无异于天外来物。
只好去借工具书，却发现图书馆里的各类外文词典早已被班上其他人借走。原来，大家也一直没有学习，没有上进。
我只好凭空猜测那些固定用语的含义，那些简化单词的所指。看到最后，终于被我发现：自己拿到的那部分是关于证据可采性、法律性之类的资料，而且翻来覆去就是法国、比利时、瑞典等国家在争论一些大同小异的道理。
到后来，每个人把自己所翻译的内容连同资料一起上交。我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却发现老师又把它们发了下来，这次的任务是大家相互校正别人的翻译。
当时，拿着别人的资料，再对照其所作翻译，我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完全看不出他究竟是用脚趾还是膝盖想出来的，所以我直接扔在一边，懒得理会。
最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出版，有没有哪个导师因此获利。反正我是没有勇气把自己曾翻译的那部分拿出来给别人或者自己看，因为我还有那么一点廉耻之心。
学校规定每个人在毕业前必须发表2篇以上的论文，否则将无法拿到毕业证。而有些人就做起了这个生意，他们通过联系出版商、请导师做主编等方式进行论文征集，每个人只需要交200元就可以发表一篇文章，内容不限，哪怕狗屁不通。我们都是趁自己还有钱的时候东编西凑、吸收借鉴整合出一篇文章，交给他们就可以了，甚至连格式他们都会为你做好，体贴而又负责。
这就是如今所盛行的做学问，说不上什么悲哀吧，如果这已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每当别人问起发表过几篇文章的时候，我总为之惭愧。
燕歌她们那里的情况要比我们好一些，毕竟医学方面关系着人的生危。或许正是因为不论我们怎么胡扯、抄袭都不会产生多么大的危害，才会导致学术之风如此败坏不堪。大学毕业之前，我一直想做一些关于弱势群体和同性恋犯罪之类的调研，但是考取研究生之后，便再也没有去尝试，而且我知道，我以后都不会再有原来的那种勇气了。
导师因为气候原因而导致身体不适，大家就打算一起凑钱买礼物去探望。但是不知是谁出的鬼主意，说是怕影响他老人家休息，干脆选两三个人代表大家去就好了。我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所以我就没有挤进去争做那所谓的代表。无所谓呀，不就是拿大家的钱充面子嘛。我知道恐怕我去了导师也未必认识我，我也如此。
后来听说还有比我们班更龌龊的，诉讼法学专业集资聚餐，被某些负责人私吞了1000多元，到毕业时都没有查出来究竟是谁做的，这些钱也因此“人间蒸发”。
我告诉燕歌的时候，她怎么也不相信，尤其是发生在我们政法院校，而且诉讼法学本身就设有刑侦专业。
我和福建仔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对这些那么敏感、那么反胃，觉得自己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总是自嘲：“大家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每天都坐在阳台上数落着这些堕落腐败的事件，怎么也想不明白社会上的这些事情又是如何侵占了校园并成为主流。
最夸张也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一次是，我亲耳听说，05年法硕考试招生时，有好多人拍胸脯说3万元就可以搞定一切，而不论你究竟离分数线差3分还是30分。
对此，我沉默，什么也不敢说，感觉像被这个世界彻底抛弃了。
逝者如斯夫
燕歌一次也没有问起那个说梦到和我结婚的女孩的名字，我向她解释的时候，她也只是淡淡的说：“让她继续做梦去吧。”
我只是不知道，如果以后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否还会有挽回的余地、救赎的机会，我们是否还这么理智并坚信爱的力量。
生活中有很多条路，但是和你一直走下去并到最后的，可能只有你自己。
在一个夕阳染遍天际的傍晚，我扶着她走在路基石上，两个人有说有笑。这时，子歌看到了我们，于是她也很开心，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