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战争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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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匈战争三百年-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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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作战方式具有极强的突然性与灵活性。因此,这种边塞战争比正规的两军对垒作战更为险恶。李广长期战斗在北境,深谙边境战争的这种特点,治军极其简易,行军时没有严格的队形,宿营时人人自便,军中没有繁文缛礼,幕府也省略文书,但负责警戒侦察的骑兵则远远地分布在大队的周围。士卒都欢迎这种简易的治军方法,愿意到其麾下接受他的指挥;匈奴慑于李广的声威,不敢轻易地向李广发动进攻。景帝中二年(前148年),执法严酷,不避贵戚,以“苍鹰”著称的郅都出任雁门太守后,匈奴久闻其名,从此不敢再至雁门郡侵掠。在汉军顽强的抵御之下,匈奴嚣张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终景帝之世,匈奴只是频繁地在边郡掳掠,再也没有深入到京畿地区,彻底解除了匈奴对京城长安的严重威胁。

唐代诗人王昌龄所作边塞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在文、景时期的艰苦卓绝的边境防御战中,正是因为有了像李广这样一代军人的浴血奋战,才将匈奴铁骑阻击在长城以外,保护中原这一片沃土的安宁,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迎来了被誉为“文景之治”的繁荣时代,也为汉武帝时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三章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一、马邑之谋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呈现在这位16岁少年天子面前的,早已不是汉初那种满目疮痍、百业萧条的凄惨景象,而是一个繁荣昌盛、充满生机的西汉帝国。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武帝初年,从京师到边远城邑,粮仓中装满了五谷,府库中堆满了财物。京师之钱累百巨万,钱贯腐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其外,腐败而不可食。民间马匹成群,乘骑牝马者自惭形愧。经过文、景时期的削藩及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皇帝政令畅行无阻,朝野臣民翕然从命。至于汉武帝本人,似乎也格外得到上天的偏爱,赐予他一副强壮的体魄与多欲的情感。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墨守成规的影子,而是对美女醇酒、艳辞丽赋、琼楼玉宇、轻车肥马、大漠荒野、海外奇山、不死仙药等具有无比冲动的追求。随着武帝的“君临天下”,一个韬光养晦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全面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在景帝后期,汉匈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经过连绵不断的边境战争之后,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基本上被遏止,虽然边境小规模的侵扰依旧不断,但深入到中原的大规模入侵基本上没有再发生。武帝即位之初,重申和亲约束,开放关市,厚赠财物,在不战也可以获得财富的情况下,军臣单于也表示出愿与汉廷恢复和亲的意图,北境之上出现了一段暂短的和平时期。然而,汉匈之间经过长达六七十年的战争与冲突积累下来的宿怨,决非是通过恢复和亲就能够化解的,更何况所谓“和亲”只是汉高祖刘邦在平城惨败后被迫与匈奴签订的“城下之盟”,是高祖的继承者们痛心疾首,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到了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巨额财富与景帝平定吴楚七国后形成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在登极的第一年,就表示出要征伐匈奴的意图,宠臣韩嫣为讨武帝欢心,在宫廷亲随侍从中率先学习骑射。这颇具戏剧性的举动,博得了童心未泯的少年皇帝的开心一笑;但在制定抗击匈奴的策略时,武帝又显现出其性格的另一侧面,以慎重的态度进行了精心的布署与安排。武帝委派李广、程不识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征调戍卒巩固边防。建元三年,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月氏被匈奴击败西迁的消息后,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联合月氏,从右翼夹击匈奴的机会,于是开始召募使者出使西域,张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次出使西域。武帝为了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与匈奴的强悍骑兵相对抗,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继续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养马,并在北军创置八校尉,其中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四校尉即是专门为组织训练骑兵而设置的。武帝又设置了羽林骑,一面充任皇帝的侍从,一面作为培养骑兵将领的人选,召募西北六郡(陇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擅长骑射的“良家子”及战死军士的子弟担任。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遣使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商议其事。大行王恢是燕人,曾长期在边郡为官,熟谙匈奴的情况。他认为匈奴每次与汉和亲,不过数年即违背约定,此次和亲也不可能维持长久,不如拒绝和亲,举兵抗击匈奴。而朝廷重臣、御史大夫韩安国却力主和亲。他认为匈奴骑兵行动飘忽迅捷,难于制御;汉军千里出击,人马乏困,匈奴却可以逸待劳,轻取汉军。何况夺取匈奴的土地、民众,也不会给汉廷带来特殊的好处,不如应允和亲。由于大多数朝臣都赞成韩安国的意见,武帝也就同意了匈奴和亲的请求。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郡马邑(今山西朔县)豪强聂翁壹通过王恢向武帝建议:匈奴刚刚与汉和亲,对汉缺乏防备,如果能示之以利,诱使匈奴深入侵掳,伏兵袭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就意味着汉匈关系的彻底决裂,战争将取代已经实行了六十多年的和亲政策。武帝此时也颇为踌躇,诏命群臣再次商议,于是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辩在王恢与韩安国之间展开。坚决主张出击的王恢慷慨陈辞,在回答武帝诏问时说:战国初年,代国虽小,北有强胡的侵扰,南有中原大国的威胁,君臣尚能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侵;匈奴虽强,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而如今大汉强盛,海内一统,陛下威名远扬,然而匈奴却侵扰不止,边境数惊,士卒死伤不已,载棺之车相望于道,正是因为没有坚决抗击的缘故! 并提出诱敌南下,伏兵马邑,围歼入侵之敌的作战方案。韩安国则旧事重提,认为以高皇帝刘邦之英武圣明,尚且被匈奴围于平城达七日之久;所以不报平城之怨,是因为体恤民情,休养百姓。与匈奴和亲已历经五世,百姓习以为常,不易变改祖宗成法。何况兵革一动,天下骚动,胜负难料,不可轻率出兵! 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武帝在听取了双方的辩论之后,亲自裁定,采纳了王恢的建议。至此,断绝与匈奴和亲,全面抗御匈奴的策略最终确定下来。

同年六月,武帝先派遣聂翁壹前往匈奴诱敌,欺骗军臣单于说他能斩杀马邑长,举城而降,牲畜财物可尽归匈奴。马邑位于雁门郡南部,是当时主要的产马地区之一,也是重要的马匹交易市场,在汉初匈奴就曾为争夺马邑与汉高祖进行过一场激战,马邑先得后失,匈奴一直耿耿于怀。此时,军臣单于听信聂翁壹的一番言辞之后,竟然以为马邑唾手可得,于是亲率十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向马邑方向进军。武帝派遣精兵三十二万,命令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主力部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材官将军李息率三万多人出代郡,准备在主力部队与匈奴接战后从侧后翼袭击匈奴的辎重,断其退路,一举全歼匈奴主力。全军由韩安国统率,监护王恢等四位将军。聂翁壹这时已回到马邑,杀死一名囚徒,悬头于城下,告诉匈奴前来侦探消息的使者说已经控制了马邑城,单于可以速来掳夺。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陷阱已经布置妥当,只等军臣单于前来送死了。

军臣单于得到使者的报告之后,兴致冲冲地率领大军向马邑方向急驰。但在行至距马邑不过百里之遥的地方,军臣单子忽然发现畜群布满了荒野,却无一人看管,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甚感疑惑。恰好在此时,匈奴攻下汉一边防小亭,俘获了汉雁门尉史。在单于利剑的威胁下,尉史将汉军的计谋合盘供出。单于听了,大惊之后继而大喜,以为这是天意如此,封尉史为“天王”,下令立即退军。这一突发的事变打乱了汉军的安排,埋伏在马邑山谷的汉军主力还在等待那根本不可能到来的敌人,而王恢、李息率领三万多人,在数倍于己的匈奴大军面前也不敢单独出击。等到汉军主力得知计谋泄露,急追至边塞之时,匈奴全军早已安全退出。汉武帝与群臣精心筹划的“马邑之谋”,劳师动众,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马邑之谋”的失败,深深刺痛了武帝的自尊心。王恢朝议时首先献策在马邑伏击匈奴,但在匈奴退兵的关键时刻又不敢果断出击,更是激怒了武帝。虽然王恢一再辩解之所以未主动出击匈奴,不是因为怯懦避战,而是事出意外,无法再按原计划行动;何况以三万之众击十万大军,必败无疑。尽管王恢的解释从军事角度讲不是全无道理,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也亲自出面为王恢说情,然而这一切努力都无法平息武帝的怒气。王恢下狱后自知难逃一死,只得自杀身亡。

王恢自杀谢罪,“马邑之谋”功败垂成。原以为这次伏击是“百全必取”,一战即可以擒获单于,征服匈奴,实际上几十万大军同时调动,很难保守秘密;而把战胜匈奴的希望寄托在一次伏击之上,更反映出武帝与群臣对匈奴骑兵善于长途奔袭作战、应变能力极强的特点认识不足。但是武帝没有因为马邑伏击不成而动摇了反击匈奴的决心,而是更加充分地进行新的战争准备,决心再与匈奴一决胜负。匈奴军臣单于在惊魂初定之后,立刻出兵大肆侵扰,攻击边塞亭障,作为对汉军马邑设伏的报复。从此以后,北部边境战火重燃,正式揭开了汉匈长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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