⒑＞⒖站慷蛹觳楣ぷ鳎弧�12 月11日，在云南勘察地形期间接到中央通知，由昆明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担任总参谋长，加上到军队领导岗位以来的几年中，罗瑞卿就是这么风尘仆仆，来往奔忙的。他身兼多职，在党内，他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内，他任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他是常务委员。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北疆戈壁，到南方热带雨林，从“世界屋脊”到东海前哨；许多文件，要带到飞机上批阅，一路飞，一路勾划思索；从群众性练兵活动到国防工业一项项成就……可是，今年，自从年初林彪发出否定1964年练兵成绩的“指示”以来，林彪对他的关系变得变幻莫测，他的匆匆奔忙的脚步，越来越沉重。透过历史的风烟我们可以看到，罗瑞卿忙，忙在工作，忙在任务的繁杂，更忙在“应付”，因为林彪也没有闲着……
1965年2 月。上海华东医院。
罗瑞卿匆匆走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病房。
此前，他给林彪的秘书打过电话，要求接见。他是专程来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林彪的秘书回电话给他，要他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再约时间。
不久，林彪处又来电话，告诉他先去医院跟刘亚楼谈谈，再去见林彪。
罗瑞卿已经得知刘亚楼患肝癌住进医院治疗。罗瑞卿与刘亚楼是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长征后期，毛泽东率红军一、三军团出草地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刘亚楼任二纵队副司令，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成立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是一科学员。红大改为抗大后，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建国后，尤其是罗瑞卿回到军队后，两个人交往有加，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1961年林彪冲罗瑞卿发脾气的事，罗瑞卿也同刘亚楼谈过。而刘亚楼与林彪的交往也很长了。在红军时代，刘亚楼赴苏学习和林彪赴苏养病期间，就有交往。解放战争期间，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刘亚楼任参谋长，两人更是朝夕相处。罗瑞卿是记着这些历史的。他匆匆赶来，一方面记挂着老战友的健康，一方面也有对林彪如此安排的疑惑和奇怪。
卧在病床上的刘亚楼看起来情绪不怎么好，显得有点烦躁。他见护士引罗瑞卿进来了，便要坐起来。罗瑞卿快步赶到床边，将他轻轻按住，轻声说：“躺着吧，亚楼同志。我早想来看你，一直脱不开身。这次正好来向林总汇报工作，他也要我先来看看你。”
“坐吧，总长。”
刘亚楼无奈地笑笑，躺下了。
“亚楼，我看你气色不大好，不要心急，好好养病，要想得开些。”
“没有什么……”
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刘亚楼开始说道：“瑞卿，你跟林总……不过，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①不满而‘迁怒’于你。
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我对林总说了：“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脸上是困惑的神情。
刘亚楼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说完，刘亚楼叹口气，显出凄然的神情。
罗瑞卿默默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刘亚楼的双手。
“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萧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罗瑞卿对刘亚楼的前半句话未置可否，当听到刘亚楼的后半句话时，惊讶地说：“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大家不都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吧……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亚楼，你在病中，不要考虑大多的问题，身体要紧，养病要紧。”
说完，两人道别。
从刘亚楼那里出来，罗瑞卿感到更加疑惑了。他哪里知道，就在2 月份刘亚楼因病情加重住进医院时，当时也在上海养病的林彪和叶群也频频地光顾这儿。叶群在这间高干病房里一谈就是半天，谈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在场，包括一直伴着丈夫的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的身边坐定，叶群就又返回来了。
翟云英只好又再次离开病房。她与刘亚楼的谈话内容，谁也不知道。后来，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他从来不探视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规，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
第二大，罗瑞卿怀着这样的疑惑心情向林彪汇报了工作。林彪问罗瑞卿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照实回答了一般性的话。接着汇报工作。
林彪听完了汇报，问道：“完了吗？”
“完了。”
罗瑞卿的情绪有点沉闷。
林彪眯了眯眼睛，把话题一转，对罗瑞卿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不作声地做着记录。
后来，当罗瑞卿回忆起这件事时，曾经说过：“我当时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1965年4 月12日至5 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
4 月28日，罗瑞卿、杨成武陪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给于了肯定，并且批准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即一度风行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样式。这是林彪的“创造”。作战会议开了几天后，由上海迁居苏州的林彪电召杨成武去，提出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的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个鲜红的平行四边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罗瑞卿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后，罗瑞卿即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彪报告，已向主席汇报，并请示林彪，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在电话中立即一迭声地说：“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 月2 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两位总长的夫人同行。
到上海后，即与林彪取得联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立即去见林彪。进屋后，看到桌子上醒目地摆着毛泽东著作和党章。
罗瑞卿刚落座，林彪就没头没脑地对罗瑞卿说：“要加强通气！嗯，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这是组织原则。”
说完，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几段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又打开党章，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段落。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林彪念完后，把书放到桌上，摆整齐，窝在沙发里，用柔和中透着森严的语气说：“要加强通气。现在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接着，林彪半闭着眼睛，捻着手指说：“第一条，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第二条，我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三条，我不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四条，重大问题，立即通气；第五条，来我这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默默地仔细地笔记着，合上笔记本后，坐正身子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你能做到，就好。”
林彪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罗瑞卿将林彪的话全部告诉了杨成武，并且对杨成武说：“今后要加强对林总的通气。请你要随时提醒我，以免疏勿”
5 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汇报工作，忠实地履行林彪“加强通气”的要求。
会议临近结束时，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 月25日深夜，罗瑞卿带着连日主持会议的疲倦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二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作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捏着这一纸“命令”，眉头渐渐锁紧。他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不是他罗瑞卿个人提出的，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向林彪请示过，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何况，作为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也是常有的……
“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罗瑞卿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中唤醒，他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叶群的不阴不阳的声音：“喂，罗总长吗？……噢，今天我只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