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百老会长老制教堂，人们为弗洛伊德·霍尔举行了纪念仪式。“我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和鲜花一起放在了祭坛上，”他的妹妹玛吉告诉我。“只看看照片，太让人难受了。”迪克·沃尔霍夫的姑妈鲁阿·斯特雷特说，“我们在教堂为迪克举行了纪念仪式，但没有遗体，这太令人难过了。”
“1946年6月，我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父岛以及在那里发生的酷刑等事情，”吉米的弟弟龙尼·戴伊告诉我。《生活》杂志中的这篇文章提到立花将军及的场少佐处死了“在父岛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更可恶的是，他们竟被日军吃掉了！”有证据表明这些飞行员曾被暴打、被刀刺伤，然后被砍头，他们的尸体遭到肢解，他们的肝脏被用来做日式火锅料理“寿司烧”，肉被切成一条一条的用来调汤。
“我的母亲看了《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后变得歇斯底里，”龙尼·戴伊说道。“她整年地哭，从未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从未恢复到以前那样，她的一生不得不在医生的护理下度过。”因为文章并未提及任何美国人的名字，只是粗线条的对传闻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因此使得亲人们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定状态。戴伊先生后来写信给海军方面请他们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为他妻子已经为此精神失常。后来，吉米所在的海军部队记录处说，“以后信的地址应寄给‘地方退伍军人服务办公室’，由他们和戴伊先生亲自联系，这样母亲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遭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了”。
最后，在飞行员牺牲一年半以后，他们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军方面寄来的有关他们死亡的信件，当然信中的内容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们被击落的过程，但很少有细节描述。例如说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无线电台帮助破解信息；迪克·沃尔霍夫在父岛存活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弗·梅尔尚被火化并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月20日被挖出来运到父岛后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葬。而关于他们被砍头以及尸体遭到的凌辱则只字不提。
许多年以后，我得到了有关在父岛牺牲的飞行员们的军队服役记录。这些记录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们透露。至于我得到消息的来源，我已经答应不公开了。他们的服役档案清楚地表明谁曾遭到刺刀刺，谁被砍头甚至被日军吃掉。尽管母亲们不顾一切地恳求，以期知晓他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关细节从未向其家人们公开。
一些家庭将痛苦藏在心底，那种巨大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对弗洛伊德的回忆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后来告诉我。“那时没有心理咨询，我们都把它埋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坟墓，关于这他们没说太多。”
其他的家庭则选择宣泄内心痛苦的方式。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没有尸首，几乎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专家咨询，使得他们没有发泄的途径。马弗的父母老霍伊特、克拉赖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来就酗酒，现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作为幸存者，小霍伊特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内疚感，当初就是他说服弟弟参军的。一天晚上在喝过几杯酒后，克拉赖娜的话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当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赖娜放弃了都市生活，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教堂峡谷；住在沙漠边上的一个车库里。他们在电炉上做饭，睡简易床，借酒消愁。一位亲戚告诉我，“克拉赖娜有一次曾在沙漠里游荡了几周，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像许多父亲一样，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内心深处，从不外露。1951年他死于心脏病，享年59岁。克拉赖娜于1955年去世，也是59岁。在她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为“肝硬化”。在病情时间状况一栏只有一个词：“好多年。”
小霍伊特后悔劝说弟弟参加海军，他从未从这种内疚中摆脱出来。1958年他去世了，年仅38岁。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并且还有十年多的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将他的父母葬在了马弗墓附近的圣菲国家公墓。为了表示他的内疚，他没把自己和家人们葬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加利福尼亚洲的英格尔伍德纪念公园。
许多年以后，我和小霍伊特的三个女儿进行了一番交谈。现在她们都已经50多岁了，尽管她们对父亲对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糊的认识，但关于马弗是怎么死的，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一直以为叔叔是死于飞机坠毁。
我告诉苏珊·梅尔尚，她们的父亲知道叔叔并非死于飞机坠毁，叔叔在落到父岛列岛的时候还活着，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苏珊说：“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总是看到父亲一个人晚上坐在房间里，在黑暗中吸烟、喝酒、抹眼泪。”
和其他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不一样，约克一家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议论起格雷迪。“母亲总是哭，并且常常讲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尔·迪芬德弗告诉我。“我记得她说了好多次格雷迪是如何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出去喝酒，相信上帝而且为国家作了贡献。”
格雷迪的母亲为失去的儿子开辟了一处圣所。就像珀尔后来对我说的，“母亲把格雷迪的东西都放在了一个雪松木箱子里，并把箱子放在了离她卧室较近的一个休息厅内。她在箱子上放了一块围巾，然后在上边放了一本圣经。她总是跪下来，轻轻地翻着他的东西。好多次我看到她跪在那儿，读着格雷迪当年寄回来的信和照片。”
劳拉·沃尔霍夫对迪克一直保持着清楚的记忆。“临死的那一天，她还展示了儿子在部队的照片，”鲁阿·斯特雷特跟我讲。“在她起居室里的一张桌子上，有迪克一幅巨大的身着海军制服的照片。”
华伦·厄尔的母亲，埃维艰难地度完了她的余生。在一封写给华伦·厄尔的一位飞行员战友的信中，她写道：“我永远不会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她竭力用宗教上的一些理念来安慰自己：“我过着清白的基督教徒生活，当我在这个邪恶世界上的工作完成后，我知道我会和我亲爱的孩子相会，因为我确信他是个基督教徒。他已经回到了他永恒的归宿，我必须努力这样想：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分离，然后我就会再次见到他。”
但据她的侄子拉尔夫·塞兹对我讲，“在华伦·厄尔死后，埃维就不再正常了。”埃塞赖恩·古德纳说：“她性格变了，变得非常低落，寡言少语，她还做过一段理疗。”比利·温德尔回忆说：“那么多年中，埃维总是企图自杀。她的第二个丈夫也和她离了婚。”拉尔夫·塞兹还说：“她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她一时心血来潮就嫁给了第三个丈夫，可她甚至都不认识那家伙，婚姻只持续了一个月。”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埃维都是在小型医院里度过，并于1991年死在医院，享年87岁。哥伦布·卢埃林是在她出殡时给她护棺的人之一，在她的最后几年，哥伦布常去看望她。“她从未跟我提及过她的儿子被杀害的细节，”哥伦布告诉我。但她说在儿子死后，她已经不在乎她是活着或是死了。在她临死的那天，心情不错，但事实上她已是肝肠寸断。
也有的日本人痛不欲生。当池谷叶侣年轻的女儿跑过田野时，恰巧遇上一名美国飞行员的轰炸，被炸死了。“我女儿那时年仅16岁，”池谷说，“那是一个痛苦的结局。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憎恨、厌恶那个敌人。我只想沿着那一击的轨迹找到杀死我女儿的那名飞行员，把他干掉。”
3月10日，当舟人和代和她的家人一起逃离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混乱中，她和父亲两人与母亲分开了，当时母亲的背上正背着她的小弟弟。早上和代和父亲回到了家，但家已变成了一堆灰烬。他们在那里等着母亲的归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妈妈已经在那儿了；只是他们没认出来。母亲正坐在地上，盖着一块军毯，衣服已经被烧成了炭，头发也被烧焦了。
和代问她的弟弟怎么样了，“旭子怎么样了？”
母亲只是沉默。当她不语时和代仔细地看着母亲。“我看到当时她背着旭子，”和代说。“在旭子的腿与母亲的身体贴近的地方，有严重的烧伤。她的胳膊肘被烧得露出了嫩肉，很有可能是在大火中为了保护旭子造成的。她几乎不能走路。”
在东京这次大火的袭击中，和代的母亲失去了她的两个孩子——旭子和广子。火焰把旭子从她的背上夺走了。
“我过去常常带母亲去他们的坟前祭祀，”和代说道。“她总是一边向坟墓上泼水一边说：‘广子，你一定很热吧；旭子，你一定很热吧。’”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战争的另一方所表现出的残暴看成是其内在的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往往将自己表现出的残暴说成是正当的、被迫进行的反抗行为。在我的行程中，我感到在一些美国人中，对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有一种隐约积聚的怨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感觉却在那些没有参加过二次大战的年轻一代美国人中最强烈。根据我的经验，在太平洋两岸的退伍老兵已经和解。听听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的话我们就不难做出这种判断。就像曾两次驾飞机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的雷·加拉格尔所说的，“当你没有真正处于战争中时，你只能做出二流的猜测。你必须亲身经历那些年代，走过那段路才行。”
如果世上有人有恨的权利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格伦·贝里。他经历了巴丹死亡之旅（许多战俘头被砍掉，尸首扔得遍地都是），曾被装在两艘该死的破船里（被闷在华氏130度高温的船舱里，人们简直全疯了），在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