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比的飞机在9000到10000英尺的高空就开始打转，不停地打转。假设他们那个时候还活着的话，就算他们都是壮汉，巨大的离心力也会把他们紧紧地钉在机舱壁上动弹不得。
如果他们那时候还是清醒的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来。他们一定试着解开安全带，也试着把舱门撞开，但是他们根本无法离开座椅。
当一架装载着1。7万磅炸药的飞机打转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大的离心力。就好像游乐园里飞碟一样不停地旋转，把你后背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它们是同样的原理。当科斯比他们下落的时候就是被这种力固定在了座位上，逃不出来。最后，他们栽入了海中，就这样。
吉米和格雷迪从空中飘落的一路上，身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他们的降落伞被包围在高射炮的炮弹中间，”乔·波恩回忆说，“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被打中了，已经死了。”但是，这两个小伙子竟奇迹般地安全降落在了离海岸不远的地方。
“我们飞了下去，准备给他们丢下一个救生筏，”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道，“但后来我们没扔，因为我们看到吉米和格雷迪当时正在及膝深的海水中朝岸边走去。我们想，他们一定会被俘虏了，然后他们就安全了——至少我们是那么希望的。”
现在父岛上的日本人手中已经抓获了四名美国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马弗·梅尔尚、吉米·戴伊，以及格雷迪·约克。格伦·弗雷泽此时正在海峡另一端，躲在无人居住的兄岛上的灌木丛里。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和马弗都被关在308营的指挥部里。吉米和格雷迪是被275营抓获的，被带往立花将军的司令部。
有个大尉记得，立花将军当时鼓励士兵们去揍这两名19岁的美国小伙子。后来他还警告说，如果有人想保护这两个美国人而把他们带到防空洞里，或是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对他们的怜悯，那么他对此将决不饶恕。
第二天是2月19日，星期一，吉米和格雷迪被带到了堀江义孝少佐的指挥部。这位少佐会讲一点英语，于是开始审问他们两个。格伦这时依然藏在兄岛上的灌木丛中。他一定在寒冷的冬夜里冻得瑟瑟发抖。他的军用水壶里还有满满的一壶水，身上却没有任何食物，但他心里还有一点点儿希望。
19日清早，弗洛伊德和马弗被带往308营的场少佐的指挥部，途中经过末吉实郎中尉所在的团。末吉和308营都有权处理这两名战犯，因此他们晚些时候将会讨论分别由谁来处决这两个美国兵。
弗洛伊德和马弗被绑在了一起，他们在警卫队队部外呆了三个半小时，从早上六点半到上午十点。在那里，每个想从他们身上体现民族气概的日军士兵对这两个毫无防御能力的男孩都恶狠狠地拳打脚踢。
末吉中尉很欣赏这两位小伙子承受痛苦折磨的耐力。他把手下的士兵们召集到这两名战犯面前。“我给他们每人喝了一口我酒壶里的威士忌，还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烟抽，”末吉说道，“然后，我转向身后人群中的士兵们，对他们说，‘这两名飞行员是在为他们的祖国而工作，他们很勇敢，我希望你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榜样。’”
但是尊重并不意味着仁慈。前一天，美国的炮弹炸死了末吉手下的士兵，他要为他们报仇。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末吉对的场说到了岛上的伤亡状况，少佐发誓一定要严惩美国人。“末吉中尉想要处死一名飞行员，因为他想让手下的士兵们体会到击中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的荣誉感，并希望以此唤起士兵们的战斗精神，鼓舞他们的士气，”的场回忆说道。
弗洛伊德和马弗被扔上了一辆卡车，然后被带往立花的指挥部，这样一来，也能让将军在他们身上出出气。但就在将军准备折磨他们俩儿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立花不得不逃回他的防空洞。有个士兵费力地跑到弗洛伊德和马弗跟前，解开他们身上的绳子，并把他们带到了一处掩体内。立花将军看到之后大吼道，“你疯了吗？他们的死活不关我们的事儿。”
那天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马弗被转移到了堀江义孝少佐的指挥部接受审讯，在那里，他们两个遇到了吉米和格雷迪。弗洛伊德和马弗是从“伦道夫”号航母起飞的，而吉米和格雷迪则来自“本宁顿”号航母。这是他们四人第一次见面，可这第一次见面看到的却是手脚被绑着的彼此，而且还时刻受到卫兵们的监视。他们是日本人手中的四个美国鬼子，是四个大难临头的美军飞行员。
就在吉米和格雷迪从飞机上跳伞出去之后，驾驶员鲍勃·金在飞行中队其他飞机的掩护下，以1000英尺的飞行高度飞回了航母。当大家看到他那架几乎没有左翼的飞机时，无不感到惊讶万分。而令人惊讶的地方还不止如此。这架飞机的尾部已经被科斯比的机头撞弯了。“就像一张纸牌从中间被折弯了一样，”耶西后来说道，“机尾从中间弯曲，并且耷拉下来。”
“我们告诉他，他的起落装置已经失灵了，让他不要冒险了，”耶西说。“我们还告诉他必须在水上降落。”于是，金的飞机就重重地摔向了海面，在海水的巨大冲击下弯曲了。
“我扔给金一个救生筏，”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道。“我拿着救生筏打开舱门，向驾驶员喊道：‘接着！’”
金在落入水面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震荡，结果回来后的那晚只能在医务室里度过，但他活了下来，而且不仅活了下来，他第二天就又开始飞行了。但是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金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最伤心的人，”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告诉我，“他失去了两位战友，自己却活了下来。他没有说太多。我觉得他从没有真正地从那次飞行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他受到的震动太大了。我们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因此谁也没有指责他半句，他能活着回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解开了安全带，’”耶西·诺尔回忆道。“大家都做过同样的事情。金给了吉米和格雷迪一个机会逃生。他望向机舱外去寻找伙伴们的影子。他在飞机调整过来之前也正想跳伞。飞机正过来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他当时都已经解开了安全带，准备往外跳了。”
回到“伦道夫”号航母上之后，战斗中幸存下来的飞行员们开始悼念他们失去的三位战友。
“每当有人牺牲时，”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道，“他们就是牺牲了。大家对此没有怀疑，没有议论，甚至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弗洛伊德没能回来让我感到难过极了，真的难过极了。”
“那些飞机和飞机上的人就那样消失了，”飞行指挥官泰克斯·埃利森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没有为他们举行葬礼，你能为他们做的事并不多。当你无法找到他们的遗体时，所能做的就只有把他们生前的物品包裹起来，然后寄给他们的家人。”
与格伦和马弗一起参军的朋友们把他们俩的物品装进了箱子，贴上标签后寄给了他们的家人。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乔·怀特当年与弗洛伊德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周末”，现在他们两个被指派为弗洛伊德整理遗物。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来整理弗洛伊德的东西，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的，”比尔对我说道。“我们把每件东西都整齐地包起来。但把他在夜总会里和女孩子们拍的一些照片扔掉了，因为我们觉得把这些照片寄给他的父母不太好。”
弗洛伊德的父母后来收到了装着这些物品的包裹以及一张日期标为1945年3月7日的便笺，上面详细列述了他们儿子的遗物：几枚衬衫袖扣，一部柯达相机，一支自动铅笔，海军飞行员证书，若干张相片，一个针线包，一个鱼竿上的绕线轮，一个皮夹子，一支鞋刷，一把剃须刀，一个修面刷，还有一双皮拖鞋。”
我知道弗洛伊德事先就预感到他一定会在战斗中丢掉性命，于是我问比尔·黑兹尔赫斯特，他和乔·怀特后来是否谈到过这件事，因为弗洛伊德回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曾与他们说起过他的想法，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和伙伴们一起出去玩了，而是决定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后来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比尔说，“但不是在他死去的那天。那天我们因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伙伴都感到很难过，但我们只是彼此安慰着说，‘像弗洛伊德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在“本宁顿”号航母上，飞行员们也为失去了战友而难过。
“汇报中说他们撞在一起了，”肯·梅雷迪思说道。“我们回到了准备室。那些家伙们已经不在那儿了，又有几张椅子空了——它们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我向情报员讲述了我在空战中所看到的情景。随着汇报的深入，大家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我们一下子意识到格雷迪和吉米将永远回不来了。”
“那些飞机没有飞回来，”无线电技师鲍勃·马丁说道，“但你却无能为力。事情就是这样的，谁都有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我们心里都明白，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的。”
上面派肯·梅雷迪斯去整理格雷迪·约克的遗物。“我没有扔掉格雷迪任何一样东西，”他的伙伴这样说道。格雷迪说过最脏的粗话也不过就是“蠢东西”，像他这样的乖孩子是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让他的妈妈看到的。
硫黄岛的长度只有五英里。在岛的南端是折钵山，那是一座约有555英尺高的休眠火山，正好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高度，那的确是座“山”而不是“峰”。
当你一个人站在折钵山上注视着下面那片海滩时，就会惊讶地发现1945年发生的一切惨景仿佛就在眼前。当美国士兵们登上那片海滩的时候，坚守在折钵山中的日本人不仅能够看到他们，甚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