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他的研究还为现代意识做了很好的定义。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在1785年到1800年之间写成。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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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纳西安－阿尔方斯－弗朗西斯？德？萨德的早年生活并没有预示着他会成为《朱斯蒂娜》、《客厅中的哲学》和《索德梅的120天》的作者。像许多年轻贵族和显赫家庭的未来首脑人物一样，他在加入皇家陆军之前是在路易－勒格朗受的教育。在23岁时，他结了婚，几个月后他就被关进了樊尚，随后开始因长期的*行为而不断入狱。在1778年到1790年间，他在樊尚和巴士底度过了11年，1801年后他被永久地关进了监狱。虽然是贵族后裔，但他还是设法从巴黎的革命中幸存下来，在1794年入狱前他写过剧本，甚至还为一个革命官员服务过。
在1789年前，萨德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浪子，在大革命中，由于他的著作，他变得更加臭名昭著了。他的《朱斯蒂娜》自1791年出版之后的10年里再版了6次。这本小说只有三百多页，但到1797年《朱斯蒂娜的消息》出版时，已经变成了810页，而同年出版的《朱利埃特》则长达一千多页。《阿林和瓦尔考》和《客厅中的哲学》是1795年出版的。作为《朱斯蒂娜》的作者，萨德经常遭到报纸的谴责，而作为《朱斯蒂娜》系列小说的《朱斯蒂娜的消息》和《朱利埃特》使得他被最后一次投入了监狱。《朱斯蒂娜》再版的次数和持续的坏名声使萨德在大革命年代广为人知。迪克雷－迪米尼尔的著名小说《洛洛特和方方》再版了至少10次，但迪克雷－迪米尼尔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1795年后，巴黎新建的阅览室不断增加，小说创作不断增多，读者的品位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这样的年代，萨德的作品是众所周知的。
萨德的心理学故事不断损害着革命理想，他不是拒绝它们而是把它们带入了最令人讨厌的可能情况。按布朗夏的说法，“他系统性地阐述了*权利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人的天性和理性就是为完全的自我意识服务的。传统道德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邪恶。萨德自己说：“在天性的手中，我只是一部机器，她是完全按自己的意志来运转的。”在完全平等的新世界里，只有力量、野蛮和残暴是至关重要的。在革命政权面前，出生和特权等所有的差别都不存在。这里面没有法律。萨德的小说颂扬自由、平等和友爱。自由就是追求快乐而不去考虑法律、传统和其他的意愿。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存在着平等，没有人生来就拥有这种权利。只有最自私和残忍的人才能赢得这种权利。
在萨德的诸多小说中，《私生活》描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对最极端、最残暴的享乐是必需的，而且几乎总是被描述成一座监狱。就像巴尔泰所说的那样：“萨德的隐居只是僻静处的戏剧形式。”洞｜穴、地窖、地下通道和坑道是萨德的主人公最喜欢的地方，而最秘密的、最偏僻的地方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城堡，因为它们与外界隔绝。黑森林中的西林城堡是《索德梅的120天》中的故事现场，而在《朱斯蒂娜》中则是圣－玛丽－德布瓦城堡。对城堡外部的描写很少，而其内部总是被描绘成监狱的样子，不同的只是结尾和叙述的顺序。在西林，“我说，必须建起所有的门，这样有人就可以进来，然后把自己关在一个像被包围的要塞的地方……希望是肯定的；我们把自己关在里面，甚至都无法找到门在哪里，我们在里面安顿下来。”一旦进去后，就与外界隔绝，这完全是私人的领地。接下去是预计的顽强的抵抗。性变态并不意味着混乱；它只是彻底地推翻了禁忌和规则以及与各种限制的冲突，甚至是快乐所需的恣意糟蹋。
萨德侯爵的革命（2）
在这个高度私人化的空间里，寻欢作乐的对象和规则规定的对象通常都是妇女，“颤抖、猜测、服从、期望，也许还不是最可怜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物外，萨德小说中的女性都是没有自由的，而且也很少有属于她们自己的快乐。“与人分享的快乐就不是快乐。”在他的小说中，传统的异性恋非常少见；*总是被忽视，而其他的洞总是大受欢迎。妇女是男性侵犯的对象，实际上她们根本就没有身份。朱利埃特好像是个例外，但她也只有依靠不停地杀人和抢劫才能生存下去。在扭曲中，男子之间的平等和友爱只有在他们压迫妇女的时候才会出现。许多女性牺牲品是贵族，但在萨德的世界中，新人又在独立的城堡中重建了一种封建权力。
萨德对妇女的态度并不能认为是典型的，不过萨德的作品提醒了我们妇女在私人住处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在萨德的小说中，私人住处是男子出于性需求而关押和拷打妇女的地方。共和主义者和雅各宾党的观点认为妇女应该待在私人场所，这难道不正是典型的萨德观点的反证吗？革命者把妇女的作用限制在依靠丈夫、兄弟、母亲和姐妹上，而萨德则把她们变成了职业*或者容易被男子征服的妇女，她们唯一的身份就是男性的性对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妇女都没有独立的身份，至少男性人物不希望她们拥有。妇女都被描绘成潜在的颠覆者，很显然，她们不愿意接受被分配的角色。另外，为什么当妇女争取成为公众人物的权利时，雅各宾党把产生的混乱说得十分严重？另外，为什么萨德会对封闭的城堡如此着迷？因为“没有城堡去抵御外来的攻击并不可怕，来自内部的侵害要恐怖得多了”。
18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内普遍认为妇女适宜于待在私人住所。皮埃尔？卢梭的论文《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系统》成为妇女问题的标准参考文章。妇女被描绘成男性的对立面。妇女被等同于她们的性别和身体；而男性则代表着头脑和活力。子宫给妇女下了定义，并决定了她的感情和精神存在的结果。人们认为女性生殖系统是特别敏感的，这种敏感是由于妇女的大脑物质较弱造成的；妇女的体力较弱，她们更喜欢坐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柔弱再加上感情上的敏感使妇女更适合于抚育孩子，子宫早已确定了妇女作为母亲的社会地位。医生的论文和政治家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大革命中，卢梭偶尔也为理论报纸《哲学旬刊》写作，他还在学院二年级的品德组工作。他年轻的同事乔治？卡巴尼在妇女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从生理的角度，男性更加强壮，更具挑衅性，而且也更富有想象力；而女性柔弱、胆小，并且还常常装腔作势。尽管与德斯塔夫夫人和孔多塞夫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卡巴尼仍然拒绝让妇女担负任何学术和政治上的职务。他认为这类事务会破坏家庭这个社会的根本和自然秩序的基石。卡巴尼理论的追随者雅克－路易试图通过他的两卷《女性博物学》来发展道德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他的观点与卡巴尼很相近，“如果说男性只在一段时间内是男性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女性在一生之中都是女性，这完全是因为她们的影响；正是她们的影响不断地提醒着女性她的性别，并且提供了诸如外貌之类的条件”，然而，“与男性相比，妇女更愿意去相信精灵和鬼魂；她们更容易有迷信行为；她们有更多偏见；她们多半曾被催眠过。”因此，人们对于她们容易受反革命牧师的影响，以及会接受最可怕的*役也就不会吃惊了。
萨德侯爵的革命（3）
与从前相比，19世纪的妇女更多地被束缚在私人的领域内。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后半段就开始出现了，但大革命确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就重新调整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家庭观念。妇女与家和私人空间的联系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化使妇女能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而且是因为法国在革命中证明了对自然性秩序潜在的颠覆的可能性，这对男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妇女成为需要外界保护的脆弱对象，她是私人的代表。因为生理上的不足，妇女被限制在私人空间里，但在革命中的政治化和公众化面前，私人本身也是很脆弱的。如果政府可以规范家庭生活并重新制订年月日的标准，如果政治可以规定孩子的名字和衣服的选择，那么私人生活就会全部消失。而且通过婚姻世俗化、限制敬神及全民动员，使私人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以前的自然秩序就会显得更不稳固。妇女会选择像男子一样穿着，或者在前线打仗；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会要求离婚。对国王、王后、贵族和富人的敬意的丧失会使妻子对丈夫，甚至孩子对父亲的敬意也产生问题。
革命者已感到需要划出一条线，让妇女待在私人的一边，男子待在公众的一边。从1794年开始，经过1803年、1816年及整个19世纪，这条划分公众和私人、男性和女性、政治和家庭的界线变得更加精确了。甚至连最激进的革命者也不能忍受因公众侵犯私人领域而产生的紧张。在热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却逐渐背离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所造成的震动影响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在涉及家庭生活的时候，最终总是要回到1792年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去，比如，1975年6月4日的法律就消除了早年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男性在婚姻上拥有特权的痕迹；而1972年1月3日通过的法律则确保了在革命第二年就提出的私生子的权利。还有什么方法能比这种形式更好地继承大革命的遗产，令革命原则“现代化”，并产生长时间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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