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了他们对创造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使得这次冒险之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家庭生活，包括公开的和隐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庭院生活情有独钟。而他们的生活标准直接上升为了普遍的准则。礼仪手册取代了旧的礼仪书籍。诺伯特？伊莉亚斯指出，自伊拉兹马斯时代开始，那些旧的礼仪学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家庭生活（3）
人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教诲，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资料进行参考，因为小说的作者可以以敏锐的目光、翔实的素材把私人生活写得更加丰富生动，这是其他形式所达不到的。个人档案也同样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中产阶级的礼节与每天、每年甚至一生的生活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有详细的讲述，被装订为贵族礼仪的参考手册）具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应用的范围很广。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后来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一模式，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宫庭。路易斯－菲利普对他的双人床感到洋洋得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父亲，用陶奎维尔的话说就是“处事冷静，有良好的习惯，浅尝辄止”。在凡尔赛，我们从伊米莉亚那里得知“女王的客厅非常出名，仅仅是因为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装了好多抽屉，每一位公主发一把钥匙，可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里面。这里就是皇氏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后来我们还从奥克塔夫？奥伯里那儿知道了欧仁妮皇后对生儿育女非常感兴趣，她会“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竭尽全力去抚育自己的儿女。她给他们穿衣，亲自守在摇篮旁边，给他们唱催眠曲”。宫庭生活中这种对“家庭的狂热”开始在整个城市中蔓延。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对传统观念挑战的成功，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和政府的模式。
当然，这些礼节要受到为了适应传统与内在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阿尔萨斯的一个路德教家庭的。他们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宗教冲突的复兴。尽管19世纪新教与犹太教在这个民族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路德教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子女挑选两类教父和教母，一类是天主教的，另一类则是路德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的子女总可以找到保护。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欧和东欧移民的加入，犹太社区开始摩擦不断。在普莱茨，在巴黎的犹太人地区马赖斯，在贝莱埃皮科，经常会在裁缝铺或者卖衣店之间发现一些小的礼拜堂。附近的移民就在这些小礼拜堂里做礼拜，他们很少去正式的大教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奥弗涅人发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巴黎的生活，因为他们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又遵守了当地的习惯：他们自己的饮食、舞蹈、假日如圣米歇尔节和圣费鲁尔节，他们定期承租“博内专列”返回自己的本族村落去探亲访友。无独有偶，意大利移民也坚持自己本民族的风俗，甚至包括他们的牧师，与法国本地工人的合作则是不得不勉强做出的让步，属于例外。
虽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饰还是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礼节要求。但自由思想总的来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1884~1903年间巴黎所有葬礼中有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间，卡莫克斯男人死后有实行土葬。这与圣德尼所记录的50％的死人进行土葬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对这些工人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海尼－利塔尔举行传统婚礼的仅占到40％，而且在那些所谓的团结团体的努力下还形成了新的结婚誓词和仪式。在鲁贝，自由思想家教会每年要举行50场葬礼。在死人的尸体装棺入殓时，在下葬的时刻，当钟声敲响时，牧师会为这些死去的人唱颂歌。
家庭生活（4）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但是被牧师拒绝了。在诺德就曾因为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骚乱。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初级教会成功地抵制了对它的改革，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表示青春期的开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质的地区，孩子的首次宗教仪式经常引发工人阶级家庭的争论（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怀有强烈的反教会的思想情绪）。
宗教仪式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差异对宗教仪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对此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城市居民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课堂里，而忽视了家庭事务和日常生活。在19世纪，工人的私人礼仪已经和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私人礼仪有了很大区别。工人的礼仪根据他们对时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们选择的区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户外露天广场。私人礼仪的这种共性是他们在买衣服上投资的金钱越来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意大利人即使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时，会在周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闲时间（与失业者正好相反）是工人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最大的区别。工人们利用“神圣星期一”（也就是他们星期一不用工作）与同事聚一聚，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星期日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家庭聚会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阶级庆祝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阶级邻里间相处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在世纪交替期间，英国人的工作日安排得异常纷乱。工人强烈要求增加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不能以此来推断工人这样做是在效法城市中产阶级。
社交礼仪是多种不同因素的微妙结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人的，部分是乡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通过这些社交礼仪，社会团体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并力求为他们的存在制定一些相应的规范。
19世纪的家庭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家庭成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显加强，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家庭试图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同时社会也宣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平均主义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义被压制，但仍然在稳步发展。结果，家庭也遭到了离心力的威胁，因为它常常会引发矛盾，有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家庭的完整性，而且家庭无价的亲情都将受到威胁。
维护家庭的尊严成了最基本的准则。而要维护尊严，就要保守家庭的最高秘密，而秘密就是砂浆，可以把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筑起坚固的堡垒来抵御外面的世界。但是众所周知，用砂浆建筑有时也容易造成裂纹或者裂缝。痛哭流涕、吱吱呀呀的门窗、锁着的抽屉、被盗的信件、眼神手势、信心与神秘、横眉冷对、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话——所有这些创造了一个内在的交流环境。家庭成员之间关心、爱、恨、羞怯变化的形式越多样，他们之间的交流就越玄妙。家庭是一个可以无限地上演戏剧的场所，因此小说家们常常从家庭生活来取材，报纸上也偶尔刊登一些家庭私人生活的奇闻轶事。“并非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悲剧冲突，但是每一场悲剧都发生在家庭这个舞台上。”
家庭生活（5）
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家庭的反抗——起初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或者一个被人妒忌的哥哥或者弟弟——采取更加暴力的形式。为了生存，家庭被迫进化。家庭成员感到拘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肯干了。家庭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重点抨击的目标。单身的花花公子公开反对世俗的婚姻条例，吉普赛人也向伪善的习俗发起攻击。家庭也同样受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和坚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女性的挑战。虽然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急风暴雨的侵袭，但是家庭这只航船并未沉没，然而许多弃船而去的人却吃到了不少苦头，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他们带着个人冒险的美好理想，但却只能看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对于一个有丰厚遗产的家庭来说，金钱是导致矛盾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黑格尔认为祖先的遗产对于一个家庭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却谴责金钱是产生*的细菌。金钱对于许多包办婚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富有的包办婚姻更是如此，金钱的多寡就是他们联姻的标准。没有事先约定，或者不信守诺言导致相互谴责、谩骂。当嫁妆变成高筑的债台，女婿就会找上门来跟丈母娘算账。在法国南部，许多法理学家建议把奁产制作为保护女权的一种方式，而丈夫们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合法的财产分割套牢了，他们想尽办法来躲避这条法律的制约。想一想克莱梅西？德塞拉利的事例，她很草率地与一个退伍的军官结婚了。这位绅士强迫她立下一个又一个遗嘱，每一次的遗嘱都是对这位绅士有利的，当然就对德塞拉利没有任何好处。直到有一天，在他家庭的怂恿和支持下，他当众宣布德塞拉利患了精神病，并且把她锁在了地牢里。德塞拉利的财产理所当然归于这位退伍军官门下。这位丈夫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如此强大，克莱梅西家族对此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把克莱梅西从痛苦与困境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克莱梅西没有向法院提出法律第217条所规定的在他们“婚姻存系期间，她受到了侮辱虐待、暴力威胁或者丈夫有外遇”这些事实，并举出相应的证据，那么，她想要得到合法的财产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通过对克莱梅西家庭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还找到了有关金钱冲突进一步发展的例证。一个堂兄弟宣称他从他外祖父那里获得了60000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