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268部分

据杨骚说，他与鲁迅的失和是因为误会。一次聚会，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争执，大家不欢而散。鲁迅怒气未消，要拉同席的杨骚要到自己家中聊天，正好杨骚闹肚子，不舒服，便未随他去。鲁迅以为杨骚偏袒老乡林语堂，心里有了疙瘩。之后，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希望杨骚撰文批驳创造社，杨当时正准备撰文批评施蛰存，没有应承，于是误会又加深了。又一次，杨骚参加文学青年聚会时，正在兴奋地与人聊天，这时鲁迅进来了。杨看到鲁迅，没有起身招呼，而是继续话题，鲁迅拂袖而出，从此再不愿与杨交一言。

冯雪峰曾与鲁迅比邻而居，他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吃完饭已经十一点，到鲁迅家中聊天，与鲁迅商讨《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之事，有时直接拟题，让鲁迅来写。冯走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鲁迅却还要工作，直至东方发白。许广平劝鲁迅休息，鲁迅说：“有什么法子？人手少，无可推诿。至于他（指冯），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张友松回忆，鲁迅为青年作者叶永蓁修改小说《小小十年》，将之推荐给春潮书局出版，并为之撰写小引。春潮书局预付给叶150元版税后，因经营亏损倒闭再无力支付，叶跑到鲁迅处吵闹一番，鲁迅只好将书又推荐给其他书店出版。

许广平回忆：“有人（指王志之）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甚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号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

鲁迅大病初愈，便有许多函稿寄来，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吧？”

一次，鲁迅曾对郑振铎谈及，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稿子请他修改，他仔细改后寄回去，青年却责怪他改动太多。第二次青年又请他修改稿子，他改后再寄回，青年却怨他改动太少。鲁迅慨叹道：“现在做事真难极了！”

鲁迅生前，谈到受人欺骗时说：“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以后，又是一回事了。”

许广平曾慨叹道：“门徒害夫子！”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斗士】

绍兴周氏中房的兰星，与和房一脉单传的女孩恋爱，因为是同族，族人议论纷纷，拜祭日也不让兰星出来祭祖。未及弱冠的鲁迅非常讨厌这些伪道学的长辈，虽不明说，但遇见兰星时，总对他格外亲切，暗中援助。

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鲁迅喜欢骑马，但经常从马上坠落，摔得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鲁迅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在南京上学时，鲁迅回绍兴家中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此时鲁迅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瞧不起的留学生，一是头上顶着高高的“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凹出，鲁迅蔑之曰“富士山”）的；二是读岩仓铁道明治法政专门科的，鲁迅认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当时东京的留学生超过两万人，都聚集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一到晚上，这两处街上走的大半是顶着“富士山”的留学生。鲁迅常去神田的一条街上逛，因为此处新旧书店荟萃，但每次看到这些留学生，回去都气愤不已，对许寿裳抱怨说“眼睛石硬”。

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便过来与他用中文聊天，鲁迅总是装作听不懂。因为鲁迅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练习中文，以便到中国，或冒充中国人去侦查什么（当时为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见鲁迅不予理会，只能悻悻而去。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有日本人讥笑鲁迅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鲁迅很是恼怒，与日本人在路上起了冲突。

孙伏园回忆，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课余常习武，目的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鲁迅回国时，他的仇人患有隐疾，已到弥留之际，而据传闻说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了。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把匕首收起来，偶尔拿来当裁纸刀用。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绿（lǜ）林书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为“土匪”、“学匪”，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命名“绿（lù）林书屋”。

鲁迅被人骂为“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他便用“隋洛文”和“封之余”作笔名写文章反击。鲁迅也曾一度用“何家干”这个笔名，意思是“这是谁做的文章？”让他们去猜吧。鲁迅曾经被人指为买办，于是取笔名“康伯度”，为英语“买办”的音译。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随即下令解除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称鲁迅某月某日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鲁迅参加会议，是在教育部下令的次日。鲁迅遂向平政院起诉，状告章士钊违法，结果鲁迅胜诉，官复原职。谁料胜诉后，鲁迅却立即辞职。

鲁迅被解职后，尚钺闻讯前去拜访，见鲁迅抽的是昂贵的海军牌香烟，觉得奇怪，鲁迅解释道：“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校长杨荫瑜痛恨鲁迅与学生站在一起，便想把鲁迅赶出学校。鲁迅说：“现在想把我挤走，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清党”，时常有学生来探查鲁迅的思想动向。鲁迅一个人值班时，有学生来威胁他，还有人对鲁迅动武，结果鲁迅将此人痛打一顿，吓得这个学生赶紧逃走了。

鲁迅很孝顺，但他却反对孝道，尤其憎恶二十四孝，他常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钱玄同对此语极为赞同。教育部一位绍兴甘某为其母请旌节表，照例请同乡鲁迅具结，却被鲁迅言辞拒绝。甘某以为鲁迅没有听明白，特地说明：“这是我的母亲。”鲁迅却答：“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1929年，有人通知鲁迅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的策略。鲁迅马上兴奋起来，问清楚开会时间后，便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到创造社楼上的咖啡座，并说：“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他们怎样对付罢。”到了咖啡座，鲁迅特地要了中间的长台子，并说什么人来都不让。结果等了整整一下午，创造社都没有来，四人只好回去，途中，鲁迅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鲁迅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此言一出，中国大学学生熊以谦撰文反对，引发一场持续几个月笔墨官司。鲁迅积极应战，他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四五年后，荆有麟偶然遇到了熊以谦，觉得熊是个老实诚恳的青年，便告诉了鲁迅。不料鲁迅说：“你说他老实吗？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汇总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黄新波回忆，鲁迅去看木刻展览时，徐懋庸正与鲁迅论战，青年们对徐“雄赳赳地打上门”很是愤慨，于是曹白便问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徐……”鲁迅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说：“咳，别提那个了，他是明知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故意打上门来的。……但我不给他气死，我就斜躺着身体，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对这样的人，我是不赦的。”

白危回忆，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看木刻展览，与青年们的闲谈中，说起儿子海婴已经上学读书，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他深恶痛绝地说：“孩子们最怕这种刑罚的。”

林语堂回忆鲁迅说：“鲁迅这个人，文章实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炫”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曾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1935年底，史沫特莱曾劝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