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我在NBA的第一年的生活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路的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有时我觉得需要停下加油，但路标却指示：前行500英里。所幸的是，我现在只是偶尔有此感觉。
李元伟（中国篮球联合会秘书长）：既要在休斯顿火箭队打球，又要每年回国参加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两方面对姚明提出的要求，显然是个大问题，也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不会对NBA及其82场的日程表、季前赛、总决赛发表什么评论。我只能对中国篮球协会做的事作出解释。在我看来，姚明有责任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代表国家队参加重大的国际锦标赛，二是帮助促进篮球运动、提升国家队及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除了这两个要求，我们还需找到办法，让姚明得到调整和休息，以延长他的运动生命、保护他的健康。当前的状况很成问题。他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太疲惫了。这就是我们需要坐下来认真思考的问题，让他在履行NBA和国家队义务的同时，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得到很好的休息。
照顾好个人的利益，不仅是CBA的政策，更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最近的一次党代会上曾经强调过这点。以前可没有这种提法。总书记说，这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
许多人认为，姚明最终要在NBA和CBA中作出选择。但我认为，他可以两边兼顾。而且，他已经做得很好。他没有两者选其一的原因，是他知道两边兼顾的好处。没有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姚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影响力。人们对他的关注体现了他在社会的价值。我想姚明清楚这一点。那就是说，姚明肩负着大多数球员所没有的、至少不会年年都有的多重责任。
我相信对姚明会有一个妥善的安排，让他得到所需的休息。他的运动生涯不会因为两边的义务而缩短。
姚明如此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个头高、技术好。还因为他做了很多正确的选择。他的选择使他备受13亿中国同胞的喜爱。正因为如此，他才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成功。
网络是我放松的地方。我在电脑上花很多时间，打游戏、浏览BBS、发信息。我会跟别人海聊，聊生活、聊篮球。在一个网站上，我用自己的真名作网络名，但我想很多人都不相信那是我。这也不错，因为我可以用另一个身份跟别人交流。我还使用另一个网络名———那个名字来自于我喜爱的一个电脑游戏。我希望人们，特别是我的同胞们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不管做什么事，过程很重要；为达到目标，走完全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马上实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预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作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
正文 第二章
第二章童年只想上大学（1）
英语背不出，妈妈很着急……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梦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小了，中国孩子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得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鳞伤；而他们还得另谋一份工作。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吗？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得更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我从来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且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0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
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高一头。在区体校时，篮球出身的校领导认为我是好苗子，并向主管中国篮球的领导推荐，以争取经费。她们竭力说服我妈妈，并陪着我去面见领导。那时，我12岁左右。我不知道却那里干什么，他们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们聊着篮球的事。
这位领导对于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篮球天赋极为欣赏，向我们详尽描述。对我却并不看好。最终，这位领导还是一次性拨了一万元人民币给我们区体校，校领导则在这一年每月给我一百元人民币的营养补贴。过了几年，我已加入了东方大鲨鱼队，初步成名，父母将这段往事告诉我。
妈妈并不介意我不能成为优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上着大学边惦记着做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认为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总之能过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妈妈跟我讲过文革时期打篮球的事，至今我都觉得难以置信。那时候最受尊重的三类人是工农兵，全国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体育运动被认为无足轻重，但毛泽东喜欢篮球，因为篮球需要刻苦和集体协作。那时篮球的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外国的教练和训练都不被准许。毛主席当然不愿意美帝国主义跑来教打球，以免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毒害。
心中装着这样的口号，运动员去工厂劳动，或者去建筑工地背砖头。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厂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会指导他们。运动员上午劳动，下午训练，但并不能保证有训练场地。文革期间比赛也很少，只是很多训练。打球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打败另一支球队不是目的。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打篮球、唱歌、做记者、当兵，你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最难以置信的是，领队会邀请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要问工农兵的意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更多的投篮？改进运球？还是加强防守？工农兵对篮球懂得不多，他们通常告诉运动员们要更刻苦地训练，永不放弃。
听上去很滑稽，但我觉得不应该嘲笑那时候的人。他们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虽然工人们不懂篮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尽力帮忙。
也许他们的建议很奇怪，但他们很努力地在帮忙。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那时政府官员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
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压力，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锤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做一样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能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第一次玩真的篮球。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很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Globetrotters）。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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