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保合、陈雷、刘凤阳本身并无被开除等类处分的必要，党应该重新审查改变决议，而同时同样事件的个别同志也应加以恢复，黄成植同志的错误虽有，但不必开除出党，现已牺牲，可否予以恢复。
1938年5月14日，在×××关于北满党的路线斗争等事给周保中、宋一夫及2军、5军全体同志的信中说：“在纠正错误中，必须即刻撤销尚志、熙山、小黄的工作。”这个“小黄”，就是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
前面说过，在赵尚志“过苏联”后的“批赵”中，北满党和抗联师以上干部，有3人被严重警告，10人被撤职，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黄成植为1/12。检查错误的，有的被认为态度诚恳，有的被认为态度不好，不肯检查就不用说了。黄成植不但不承认、检查自己的错误，还认为“批赵”是错误的，跟人理论，并要向中央报告，找中央告状。有人劝他别犟了，老人古语讲“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你犟不过。他说这怎么叫犟呀？《国际歌》唱“要为真理而斗争”呀！
黄成植，通河县人，朝鲜族，二十一岁，下江特委书记，北满最年轻的师（地）级干部。中等个，挺白净，像个书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是个“活跃分子”。妻子黄碧蓉是6军的，瓜子脸，一头天然卷发，十七岁，1938年夏战斗中负伤被俘，在狱中牺牲。他听说后，默默垂泪。
被开除党籍撤职后，黄成植上队到6军。一个蓝布兜子，1米多长，2尺来宽，里面好多马列著作，有空就看，说他越看越发现自己坚持的是真理。部队“打火堆”宿营，他站那儿讲为什么不能劝群众归大屯，“反满抗日不并提”错在哪里。也没人让他讲，因为他什么都不是了，他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
1938年秋，在饶河县雁窝岛，一天清晨，突然听见哨兵喊“跑了、跑了”。大家爬起来，大雾中，两个人影向北边林子里跑了。黄成植拎着匣子枪望一阵子，说：同志们，现在是最艰苦的时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我们一定要经受住考验，我们一定会胜利，胜利属于每个坚持到底的战士！
就在这个秋天，黄成植背着那个大蓝布兜子离开部队，孑然一身奔乌苏里江了。他要“过苏联”，去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找真理”。
后来听渔民说，在江边见到他的遗体，身中数弹，身边散落好多弹壳。
黄成植是与赵尚志同一天恢复党籍的。
1940年4月7日，《刘凤阳给中共北满省委员会同志信——关于自己被开除党籍事》中说：
三、我认为一个革命者的唯一生命是党员的党籍，开除一个党员的党籍，比宣布肉体上的死刑还为重大。
四、我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可以被党开除出党的错误，我根据党员应有的权利，向北满党提出我的意见，请求重新考查改变决议。
五、我认为北满党组织或许是听了一些不十分正确的片面的报告材料，所以我有简单的申诉和辩白，陈绍宾绑我送××（原文如此，即“苏联”，下同——笔者）方的问题，实际上我没有犯错误，而是陈反抗上级指令，并且，我领导的队伍被陈强行编去，我始终没有同意陈的反上级的行动。我直到现在认为我是做对了。因此××方认为我是（忠）实可靠，并检查后，重新派我仍去赵司令处接受赵的领导。并不是同赵有任何私人关系，我是认为上级的决议必然正确，所以我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接受赵的领导，同时我没有发现赵有反革命反党的行为。
刘凤阳，1906年生于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州市），1936年参加7军，1937年经毕玉民介绍入党，曾任军部警卫团长。1940年夏，和陈雷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完成任务过界时，被苏军哨兵误伤牺牲。
陈雷老人说，过界前跟苏军联系了，过界后有个苏军瞭望台，我们就往那儿走。刘凤阳这个人有点儿大大咧咧的，那人也是连饿带累迷迷糊糊的，反应迟钝。苏军哨兵喝问口令，让站住，刘凤阳回答了，还往前走，被一枪打在腰间挂着的手榴弹上，下半截身子都炸没了。我抱着他大哭一场，回到伯力又大哭一场。没等我汇报刘凤阳牺牲的事，领导正式告诉我，刘凤阳、于保合、李在德和我被开除党籍了。刘凤阳死得那么惨，这回连政治生命也没了。
老人说，我至今还记得，文件上说我们是赵尚志的“同帮”，我还是赵尚志的“尾巴分子”。（笔者见到原文是：“尚志同志及其同帮——陈雷、于保合、李泽德等。”“以前作赵尚志反党尾巴之倾向分子陈雷。”）我长期做地方工作，这次随赵尚志回国前才见到他，之前没有任何关系，怎么就成了“尾巴分子”呀？刘凤阳原是7军的，他说他跟赵尚志没有任何私人关系，这话一点儿没错呀。说我们要杀这个，要杀那个，我们能杀谁呀？赵尚志能杀谁呀？我上队前就听说“批赵”，想不通，大家都打鬼子，赵尚志是有名的抗日英雄，为什么还要反对他呀？这回好了，把我也弄进来了，把政治生命也弄没了。
于保合老人在回忆录中说，有人（老人是说出了姓名的）给我写信，说我没有站稳党的立场，没向赵尚志的反党倾向做无情的斗争，要我痛改前非。我回信说我反对王康指示信中的一些错误提法错了吗？是不是因为我反对你的错误路线，你才撤我的职？
李敏老人说，听说赵尚志他们要杀北满省委领导，吓了一跳，就想这是真的吗？那时杀害领导人的，许多都是叛徒，杀了人就逃跑投敌了。可文件中从没说他们是叛徒、奸细，领导也没这样讲过，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呀？这是怎么回事呀？就算别人不了解，李在德能干这种事吗？当初他们一家人豁出命来保护冯仲云，这回连冯仲云也要杀？打死我也不信。可架不住听得多了，还是领导讲的，文件上讲的，那人就忽忽悠悠地有些晕乎了。
李在德老人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赵尚志说成是比日本鬼子还坏的“杀人犯”，陈雷是“大刽子手”，帮着赵尚志杀人，乌拉嘎战斗后一次就杀了120多人。把我们这帮人都杀了，也没这么多人呀！黑龙江省的一些红卫兵到北京，找我和于保合调查情况，我们给他们讲怎么回事儿——唉，你说红卫兵知道什么呀！
胡真一老人说，抗联出了许多英雄，可歌可泣，自己人整来整去也挺厉害，到现在一些人还是不行，像抱谁孩子下枯井了似的。
有老人说，抗联内部不团结，是公开的秘密。抗联打鬼子打红眼了，有的跟自己人也斗红了眼，不共戴天的样子。赵尚志牺牲后，鬼子让李华堂确认是不是赵尚志，李华堂看了，说是，就把脸扭一边去了。一个叛徒，在英雄面前尚觉无颜，咱们有的人说什么？说赵尚志是咎由自取。（笔者见到原文是：“他的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完全出于异想天开的个人野心。”）要说根子在哪儿，我说就在王明、康生那儿。撤销满洲省委，东北党和抗联群龙无首，误会、分歧也来了。分歧什么时候都有，在抗联那种斗争环境，误会也难免，有上级领导调解、裁决不就行了吗？结果王明、康生拍拍屁股走人了，扔下抗联跟鬼子打，内部再进行“两条路线斗争”，都觉着自己正确。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恩恩怨怨，不也是从那时候来的吗？无论王明、康生在东北抗战中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在这上头他们都脱不了干系。
一些老人说，抗联的事太庞杂、复杂，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像掉进了迷魂阵。最难办的是一些人的恩恩怨怨。都是英雄，都不是神仙，都有缺点、错误。个人的缺点、错误可以不写，可像赵尚志被永远开除党籍这样大的问题，怎么个来龙去脉，能不说道清楚吗？说道清楚了，能不挂碰到什么人吗？挂碰到谁了能高兴？多少年来就说对抗联宣传不够，怎么宣传？弄不好就进了地雷阵。
“工作房子”何工作？
没能参加第二次伯力会议的赵尚志，也不仅是被开除了党籍。
陈雷等人被开除了党籍，依然还是抗联的人。抗联教导旅，即88旅成立后，陈雷被任命为相当于指导员的政治副连长。虽然连级军官军衔应为上尉，起码也是中尉，陈雷只是个中士，可他有工作，能战斗呀。而赵尚志呢？这位“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既不是3路军的人，也不是88旅的人，什么也不是了，用有的人的话讲，“成了孤家寡人”。
被一个“口信”弄来苏联的赵尚志，在伯力的拘留所关了16个月。这回什么也不是了的赵尚志，在伯力的一间“工作房子”待了10个月。
蹲“洋笆篱子”时，北满“批赵”，“赵尚志”三个字后经常带着“同志”，这回没了。他有的、没有的错误，乃至“罪行”，乃至把它们放大了再糊到他身上，怎么说都行了。因为这个连日本鬼子都不能不怀着敬意的人，已经被打倒了。
关于尚志之党籍必须解决而通知我们，以便向尚志同志申明之，吉东党委所给他的工作（任2路军副总指挥——笔者）估计非常好，所以我们绝不要来损失我们之老干部，他对我们之将来有莫大之功用。
或当面说明，或写信，或电报，远东军代表王新林，一再向北满、吉东党领导人表示上述意见，而且“必须解决”。在“肃反”中杀自己人毫不手软的苏联东产党人，对别人的事情似乎倒看得挺明白。如果说拿掉“永远”两个字，多少算是给了点“阶级祖国”面子，那么会不会正是因为苏联方面的这种态度，才使得有人对苏方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强硬，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呢？
得知远东军允许赵尚志率小部队回国侦察，有人坚决反对，说赵“有反革命叛徒行为”。王新林说“赵系政治错误，不能视为反革命叛徒”。有人“指出赵之反革命阴谋事实甚伙，若在东北人民面前，赵早应就显戮”。王新林说“派赵只限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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