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哪有心思寻思这种事呀？可有人寻思呀。寻思这事容易动摇，“乱婚”，怕受处分就跑。管钱的意志不坚定，拐钱跑了，通常是寻个地方迷起来过日子了。犯别的错误逃跑的，投敌叛变的就多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就是贪生怕死了。
胡国臣和安昌勋是经过激烈抵抗后，负伤被俘的。冯剑英也是一样，而且上大挂，灌凉水，坐老虎凳，装在麻袋里摔，被施尽酷刑，坚不招供，堪称威武不屈的硬汉。鬼子就说冯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军大大地佩服，以礼相待，给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双脚冻伤后被捕）安排个很阔气的住处，好吃好喝，并给疗伤。伤好后，长岛又陪夫妇二人去沈阳“观光”，冯剑英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讲了。
提起叛徒想到“贪生怕死”，汉奸就是“卖国求荣”，大体没错，但这世界也是千种色彩、万般形状的。不排除有的汉奸就认为中国的统治者腐败无能，日本人能帮助中国富强，当然也不排除这种信念的破灭。冯剑英在酷刑下威武不屈，应该有种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崩溃也是变节的重要原因。投降、叛变的原因林林总总，后面还将写到，许多人是像张喜林那样实在遭不起那罪了。
程斌投降时，东北抗联正从春暖花开季节步入严冬。生于富人家，没吃过苦，可他抗战也快8个年头了。说他怕死？胡国臣等人“归顺”时，正值日寇对“归顺匪”杀与利用的分界点上。别看眼下蹦得挺欢，谁知道油水榨干后，那把骨头会不会被扔进狼狗圈里？
“海乐子”朱海乐举旗抗日时，为表明义无反顾，又担心日寇报复家人，竟然把妻子杀了，实在匪夷所思，恐怖至极。可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多少人已经作了可歌可泣的选择呀？
杨效康十九岁参军，已经有了儿子。木盂子伪警察署把他妻子和大舅哥抓起来，让岳父上山找他。在吊死鬼沟，他听见岳父喊他的名字，刚要答应，看见岳父后面的树棵子里有伪警察。敌人又让妻子抱着孩子上山找。杨效康把仅有的几元钱掏给妻子，又脱下身上的夹袄给她披上，说你能等俺就等俺，实在过不下去就再找户人家吧。
杨太和的妻子在山里找了几天，一双小脚都肿了，哭哭啼啼地劝他回家。杨太和强忍住泪，那话跟杨效康一般无二。
1934年8月4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闯进赵尚志家，将父亲抓走。《滨江日报》首先报道了这个消息，接着《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弟兄书》，就被飞机大量撒到哈东游击区。看到“现在父身患重病，神志皆乱，命在旦夕”，赵尚志就给官兵讲古人“从其治命，不以乱命”的典故，说明和父亲早就料到可能有这一天，约定信中若有“乱命”二字，即是言不由衷，不可听信。又道：为国尽忠是俺爹的意愿，为国尽忠就是给爹尽孝了。
程斌则是为了母亲，什么都不要了。
再说一个叛徒能坏多大事
1933年秋，柳河县委在日伪“讨伐”中受到严重破坏，杨靖宇派磐石县委委员冯剑英来柳河任书记，重组县委。此人很有活动能力，第二年春天，党员发展到60余人，反日会员1000余人。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被破坏，柳河县委升级为中心县委，隶属南满特委领导。
上级特委、下级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各级反日会，还有辖区内的抗联队伍和其他反日武装，一个中心县委书记知道的机密是太多了。
胡国臣、安昌勋等人被俘，南满省委被破坏，与冯剑英的叛变有直接关系。
前面写到汤原出个叛徒，中心县委即被破坏。那叛徒李元珍只是个普通团员，被捕的中心县委领导宁死不屈，坚不吐口，那线索就断了，敌人的下一步就没了路数。而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在东边道几县党和抗日武装中，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组成了一条叛徒链。每个叛徒都掌管一方天地，上下左右、枝枝蔓蔓一个情报网。
再加上个程斌，军队和地方，全了。
6月29日，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师其他部队投降，3团、6团又有部分人员下山。总计投降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师长兼政委而被称为司令，是因为游击区、根据地有地方武装，还有许多统战的山林队。程斌叛变，1师瓦解，主力垮了，这些队伍没了主心骨，有的散了，有的降了，剩下的也势单力薄，没什么战斗力了。
桓兴县委也不存在了。李明山组织有关人员，在第一时间向东转移，找1路军主力上队去了。明摆着的，留下来只能是白给。
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的党组织、根据地，都是在1师的威力和帮助下建立的。各地密营分布，粮食、枪械、弹药储藏地，以及交通线和地下情报、联络点等等，都在程斌心头装着。更不用说这只狗又用他轻车熟路的游击战术，领着敌人追打抗联了。
笔者采访到的1军老人，都说归屯把抗联归糟了，程斌叛变把杨司令叛毁了。
冯剑英叛变后，被留在长岛工作班，名为翻译，实是高参。一天，杨靖宇得知他带几个人在桓仁马架子活动，立即让王传圣带路，连夜赶到那里。这小子对抗联威胁太大，必须除掉他。将村子包围，逐屋搜查，把他的枪、文件包、衣服和鞋都找到了。分明没走多远，就是没人。搜查几遍，也没找到。
程斌叛变后，杨靖宇曾给他写信，说明叛国投敌不会有好下场，希望他迷途知返。
程斌欺骗官兵，说咱们是假投降，糊弄日本子，弄足给养再上山。下山时，长岛工作班让程斌走在前面，程斌不干，非要走在后面不可。双方都是荷枪实弹，麻秆打狼——两头害怕。而为了取得主子的信任，程斌就变成了一只疯狗。
关于这只疯狗在东边道的恶行，下一章就会写到。
1941年夏，程斌调任伪热河省警政大队长，与冀东八路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投靠国民党，先后为东北行辕直属第3纵队副司令、71军某师少将副师长、53军少将参议。沈阳解放前夕，这个“孝子”带母亲和妻儿逃往北平匿居。北平解放后，混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当科员，1951年春镇压反革命时被逮捕处决。
赵明山老人说：
程斌叛变头一年冬天，年根了，俺们连在抚松县活动。那天下晚，在山沟里找个背风的地场，20来个人拢上3堆火，刚要睡觉，山上哨兵呼哧带喘跑来报告，说有情况。连长喊起队，俺们就抓山上岗了。几里外有个“围子”，乒乒乓乓打枪，肯定是咱的人和敌人打上了，那就得往那儿奔哪。有人说不对，是放炮。仔细听看，是鞭炮声，还有二踢脚。有人就说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呀，寻思一阵子，有人说今个是大年三十呀。
当时连里还有20来斤包米，10来斤黄豆，那可都是金豆子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的。连长告诉炊事员，都弄它几斤，包米煮了，黄豆炒了，过年。又指挥俺们把火堆拢大点，围坐一圈，说今下晚吃“好嚼裹儿”，大家伙儿“讲古”、唱歌，谁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乐乐呵呵地守夜、过年。
有没有指导员记不准了，可能没有了，牺牲了。有两个团里干部，什么干部不知道，俺们都叫他们“副官”。部队打散了，几个连、团凑一起的。那时这种队伍挺多，连长带着就叫个连，团长带着就叫个团。
鸡叫头遍了，开始抓人，两个副官带着几个人，扯着领子就从火堆旁拽走了。拽走几个。一个6号战士，通化人，比俺小几岁，参加抓人了，后来告诉俺，都弄到下边沟里山坡上“背小树”了。
“背小树”，就是用绳子或榆树条子，把人捆在树上。榆树枝条柔软，不易折断。通常是捆三道，腿上、腰间和脖子。捆好了，把根棍子插到脖子上的绳子或榆树条子里，拧上几圈，那人就没气了。再朝肚子上踹两脚，听到放个屁，那人就算彻底死了。
把那几个人抓走，俺就知道没别的，肯定是叛徒。可证据呢？每天在一块，俺怎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呀？6号战士说，那两个副官看谁坐那儿抱个枪闷头睡觉，脑袋“跌勾跌勾的”（一点一点的），不唱歌，也不“听古”，就是叛徒。有的不唱歌，坐那儿愣神，也是，一指就让抓人。副官说，睡觉的是思想动摇了，愣神的是想家了，想家就可能逃跑，逃跑就可能让敌人抓去，让敌人抓去就可能投降、叛变。
俺听得头发梢子都竖了起来。过年了，你说那人能不想家吗？有的人就那性子，天生不爱热闹，都下半夜了，坐那火堆旁能不犯困吗？俺这人爱唱爱闹，一到那种场合就特别来精神，不然是不是也得“背小树”了？
（读到这里，读者可能会像笔者刚采访时一样，感到毛骨悚然了：怎么能是这样子呀？——再读几章就能理解、明白了。）
唉，不能说了，反正打程斌叛变就“起叛徒”了。今天说这帮投降了，明天说那伙叛变了，有的是敌人造谣，可那叛徒起得也真邪乎，叫人提心吊胆。那时当干部操心哪，行军、宿营得常查人数，少一个，怎么回事儿？立刻紧张起来。拉屎撒尿也得盯着点，从尿道跑了呢？那人累呀，可能倒那儿、坐那儿睡着了，大冬天你把他忘了，那人可能就交代那儿了。这事过去也不是没有，可这工夫就不能不往投敌、叛变上想。连程斌那样的大官都叛变了，你敢给谁打保票？光想不行，得立马改变行动计划，重新“甩地点”（事先约定的部队打散了，或分头行动后的集合点），麻溜转移。慢了，敌人可能码着脚踪就撵来了。你“埋溜子”（把脚印埋起来）也不行，日本子有狼狗，会闻味儿。
过去连里搞教育，说想投降当叛徒，日本子也杀你、不留你。这话一点儿不假，桓仁“填大江”死多少人呀？新宾的“兰白线”，胡子头，女的，可有名了，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