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武器，并由法国人训练——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后迅速由俄国军官取而代之。美国的传教士和教师获准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以其学习西方方式的迫切愿望和异常专住，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人从内战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发现英国顾问正在帮助明治政府制订政策，英国的银行家和商人控制着日本的出口贸易。日本和英帝国的贸易额只占后者贸易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为美国重新开展的太平洋外交，对英国政府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西沃德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愤怒地批评他的这个行动“很愚蠢”。接着，他着手并吞中途岛，把它当作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加煤站。亚洲舰队在一八六七年被派往福摩萨去“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会不愿在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限制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整个太平洋推行炮舰外交政策的企图。随后“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九八年那一段经济繁荣、财阀开始影响政治的时期，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历届政府，也不大理睬这些扩张主义者，因为他们提倡根据双边条约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国内市场加速了工业的发展，铁路的修建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美国的工厂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所形成的劳动大军，制造出大批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竞争，而英国现在也面临着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挑战，它们正在争夺曾经被英国独霸的世界市场。日本也在尽力为它的产品寻求出口市场。一八七六年，它采用西方帝国主义拿手的外交手腕，把它的战舰开到中国海，要求独立的朝鲜国作出让步。
满脑子扩张主义思想的美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人，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日本在大陆上谋求市场和影响的行动。他们自己的海军太弱，不能进行干预：
内战之后，这支海军任其缩小到只有五十艘铁壳舰的海岸防务力量，同法国和英国的安装着大炮的钢体战舰相比，这些军舰就显得破旧过时了。欧洲的造般厂正在为日本建造类似的钢体战舰，这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阿尔弗舀德·塞耶·马汉上校①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亚洲舰队服役，掌握了美国海军“令人难以置信”的破损和被忽视的状况的第一手证据。到一八八○年，正是欧洲列强争夺领土和商业利益的斗争集中在太平洋的时候，美国却既缺乏现代化的战舰，也缺乏足够的加煤站来保护它的利益。
① Alfred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大海军主义者，对美国和西方列强军事理论与实践有重大影响。——中译本编者
马汉与其说以航海技术见长，不如说以聪明才智著称。一八八四年，他被任命为新建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他的苦行僧式的外表和宏亮的“海军军官嗓门”，适合于他自封的美国海上力量的倡导者的角色。“战争不是打仗，而是买卖，”他对年轻的海军军官们说，告诫他们要从英国成功地利用海上力量和世界贸易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马汉从历史中引伸出一条原则：一个国家，要想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强大，就必须有一支可观的海上力量。他经常劝告精打细算的华盛顿政府，强大的海军是不可缺少的“商业的助产士”。
马汉关于这个英语民族如何一跃而为全球霸主的理论鼓舞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维多利亚女王庆祝登基六十周年之际，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帝国可以说正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在大典的壮观的排场背后，帝国力量的经济基础正在消逝，英国的政界领袖们正为他们的帝国的前途辩论得不可开交。
“我们尽管可以守住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地盘，或者相当的地盘，或者更多的地盘；然而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的头号大国，”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一八七八年说道。两年之后，他重新执政，组织了四届自由党政府中的第二届政府。他觉察到了英国难以维持帝国雄姿的根由。英国政党和政界领袖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自由党人要求通过“非正式帝国”的不加控制的贸易形式继续扩张，保守党人和分裂的自由党人则认为必须实施领土原则以确保贸易。虽然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国同其他欧洲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中，这个“正式帝国”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正如格莱斯顿所预见的那样，她在世界总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却大大减少了，从一八七五年所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减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不足百分之十八，她己落在工业生产和出口迅猛发展的美国和德国的后头。
尽管如此，皇家海军称霸全球的优势仍然维持着帝国的实力强大的外表。英国战舰的火炮仍然在保卫着帝国的领土，这片领土遍布全球，由海上航道和海底电缆连结在一起。这是一个脆弱的交通网，数千名殖民地官员在这个网络上对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民行使着总的说来还算开明的统治。
这个联系如此脆弱的帝国，却要同美国和妒忌的欧洲列强竞争“爪分世界”，不禁使约瑟夫·张伯伦那洋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心忧如焚。张伯伦是一个由成功的伯明翰商人起家的激进政客，他率领格莱斯顿政府中的一批自由党人造反。格莱斯顿主张爱尔兰自治，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人认为这将是帝国崩溃的开始，他们联合保守党人，为更加紧密的一统帝国奔走呼号。张伯伦认为美国在确保帝国的命运方面可起特殊的作用，在到一九○一年他担任殖民大臣的六年期间，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一八八七年张伯伦在多伦多说道，这是在他同美国就长期悬而来决的美国加拿大边界纠纷商妥了一项解决办法之后。他提出英美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所谓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因为英帝国意识到自己无力应付既来自欧洲列强同时还来自美国的挑战，放弃了“光荣的孤立”。伦敦对华盛顿越来越必恭必敬；在南美就未来的巴拿马运河，在阿拉斯加渔业纠纷上，英国都作出了让步。皇家海军还撤出了西大西洋，以此表示英国真诚地希望美国海军日后能和英国一道在全球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和平”。
盎格鲁撒克逊人共同统治世界的意图遭到美国反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试图提醒国人不要忘了共和党的理想，谴责马汉是“美帝国主义的先遣人员”。但是象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那样的奉行扩张主义的政治家却真诚地接受了马汉著作的观点。贝弗里奇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显示使命，使美国成为“世界文明的托管国”。福音派教徒到处宣讲扩张主义，叫喊最凶的是乔赛亚·斯特朗牧师，这位辛辛那提公理会的牧师，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宗教小册子《我们的国家》中宣称：美国注定成为“强大的世界工场，我们的民族成为命运的支配者。”斯特朗的这本畅销书激起了公众的热情，这本书为美国人的特殊使命找到了合理依据，因为他们的国家“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
马汉的比较现实的理论对商业界具有同样的鼓舞力量。“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他们必将开始放眼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生产要求他们这么做，”他在五年后这么写道，这番话反映了流行的看法：美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扩大海外市场，否则就会面临停滞。这非常符合查尔斯·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传播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反映人民党日益高涨的情绪的新一代立法者中，亚当斯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信徒，其中有共和党参议员卡伯特·洛奇和纽约的官运亨通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们认为各国的命运是由赞成适者生存的时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这个看法使他们关于美国的新的明确使命的概念增添了一层色彩。他们担心，经过一个世纪的向美国大陆西部的扩张，除非锐意开拓海外边疆以恢复元气，否则美国就会面临国家能源资源逐渐减少的危险。
太平洋上的挑战
共和党扩张主义者的“新边疆”位于西面的那座大洋中。在那儿，地处战略要冲却未彼吞并的夏威夷和西班牙帝国的残余菲律宾，可为美国力量向亚洲大陆扩张提供基地。马汉曾经提出过美国如何才能在太平洋上建立优势地位，但是刺激美国建立这个优势地位的却是欧洲列强、俄国和日本。它们似乎企图瓜分“中国这个腐烂的西瓜”，建立各自的经济利益范围。
清朝的统治由于遭到英法的入侵以及连年不断的造反而极度虚弱，它没有垮台只是因为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假如中国陷于混乱，则英国和法国的损失将多于获得的利益。自从一八六一年以来，统治满清帝国的是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皇太后，这位前妃子利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来平息国内的不满，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皇位。阴谋、贿赂和屠杀是她威严统治的工具。她非但不使中国军队现代化，反而利用向她的臣民征收的苛捐杂税修饰宫廷。一九○○年，这个脸上搽胭脂的小个子太后名义上仍然统治着天朝，尽管天朝的经济由于向欧洲列强提供了铁路、采矿和经商的特许权而一天天地受到削弱。
英国占了最大的份额，它通过殖民地香港和上海港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中国贸易。英国炮舰管辖扬子江，它的代理人管理中国的海关。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以山东半岛顶端的威海卫港为基地，妒忌地注视着黄海对岸大连港的俄国人和已进入青岛的德国人。南面是法国控制的交趾支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