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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首相只给总统送去一个小心谨慎的答复。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寝之前把信发出——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细心指出的那样，虽然信件是第二天凌晨送出的，但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早餐时间才到达华盛顿——信中写道：“当然，这件事应该由你来料理，我们肯定不希望再增加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已不思饮食了呢？”
丘吉尔倒是有意对美国努力与日本取得和解表示赞同，但是蒋介石却通过所有可以利用的渠道高声表示强烈的抗议。赫尔深感不快，他听说有“无数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打给各位内阁官员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不是给国务院，有的时候甚至不去理会总统，这是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便闯迸了一种微妙的局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坚持他的要求，定要“美国宣布，如果日本军队撤出中国的事不解决，就不能考虑禁运或冻结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他曾接见中国大使辟谣，据说蒋介石的美国朋友向报界散布谣言，说是“姑息”的事即将出现。胡适得到坚定的通知：“我们的建议将解除日本在印度支那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其中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外加菲律宾和橡胶与锡的贸易航线。”国务卿的生硬态度并不暗示他将接受劝阻，至少不会因为蒋介石誓死反对而设法妥协，而这些反对并没有考虑到关系更大的问题。赫尔强调那九十天的期限，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可能在那个期间让日本得到的一定数量的较为低级的石油产品，并不会使日本的战争准备和海军力量有多少可观的增长。”赫尔警告说：“我们可以取消这项建议，但是必须有个谅解，万一日本向南进军，不能指责我们未能派遣舰队进入印度支那附近地区和日本领海。”这种怨言反映出他在昨大的会议之后感到的愤懑，会上那些人使们显然指皇美国“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率先保卫整个地区”。一九三一年日本人把军队派往满洲时，他的前任曾经拒绝过这种做法，赫尔本人在中国的战事扩大时也曾多次反对直接卷入。到了一九四一年最后的一个月，美国已经濒临对德作战的边缘，促成太平洋冲突既不是他的政策，也不是总统的政策。
因此，赫尔、显然还有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已经完全下定决心，着手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设法赢得时间。亨利·摩根索表示反对，他为蒋介石的姻兄宋子文的一些刺耳的话所激怒。内政部长伊克斯也会始终反对使“钢铁般的坚定”有任何松动，他认为这是唯一能得到日本尊重的政策。重要的是，一直到后来他才得知有这个临时协议，当时记录上写着，他接下去说，他本来会辞职，然后指控总统的绥靖行动。以令人生畏的霍恩贝克为首的国务院持强硬路线的官员并不讳言他们对此不同意。显然有这样的危险性，美国被迫改变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不妥协政策去作一笔交易，最后将证明是同一九一七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一样的调和退让。罗斯福和赫尔当然很清楚东京的强硬语调，因为他们从“魔术”小组截获的材料中窃听到了一切。
“对美国政策的一个相当全面的谴责”
尽管华盛顿表现出悲观情绪——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细心加以强调——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同日本取得暂时和解是不可能的，但却是美国单方面决定放弃寻求临时协议的。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秘密报告说：“总统和赫尔先生。。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干的事。”他们曾多次受到约瑟夫·格鲁大使的告诫，日本已被推进外交绝境，战争是它唯一的出路。这肯定是英王陛下当时驻东京的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看法，他的报告（是他离任回国后才归档的）使得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认为，这是“对美国政策相当全面的谴责”。卡多根在他那份引起争议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若是当初能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同日本取得妥协，包括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南部，对日战争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看法重申了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和报告，但是丘吉尔认为这些意见很逆耳，当克雷吉的报告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九月流传开来后，他曾设法加以压制。首相指出，“这是一份非常古怪的文件，也是一份应该认真保密的文件”，显然他是担心，由于提出罗斯福或许在某个方面对加速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一事，对英美关系可能造成损害。“对所发生的事情比这个文件更加片面、更加亲日的说法，我以往简直未曾见过。。。”他还把同日本的决裂写成好象是十足的灾难。“。。＇其实＇，日本袭击美国，因而使美国全力投入战争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这种和解是否实际可行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决定放弃临时协议的是美国——从而使太平洋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更引人入胜的正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间到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当晚科德尔·赫尔（从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来判断）显然打算在上午十时向日本人提出美国的临时协议文本。后来，在二十六日，他在电话中同陆军部长交谈时宣布，他“差不多已经决定”不提出休战建议，“而是把事情全部推翻——去对他们说，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了。”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证明这项决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可是，如果我们要去相信那些有关的人批准留给后代人的文本，那么看起来应该认为，这件事是发现了日本人口是心非之后的愤怒反应。究竟是哪一件证据促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猛然彻底改变了主意，决定切实做到断绝外交交涉，从而危及美国的全部军事战略，还始终是人们猜测的问题。
新的证据出现了，国务卿和陆军部长作的解释原来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又投上了疑云，在作出决定使袭击珍珠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上，他们两人都是工具。
十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的说法在侧重点上也有重大的不同。科德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促使他重新考虑的是丘吉尔夜里来的电报：“首相想知道，蒋委员长在临时协议中是否只得到‘极少的一份’。他说，中国是使他担忧的原因，中国一旦溃败必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共同危险。在同国务院商讨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得出了结论，我们应该取消临时协议。而是应该只向日本人提出十点建议作为总的解决办法，临时协议本来就是这个解决办法的先导。”至于构成赫尔作出决定的其他因素，他举出美国的舆论；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要么是不赞成，要么是懒洋洋的”反应，以及“日本同意临时协议的希望不大”。
丘吉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竭力设法缩小他对影响这项决定可能起的作用。他在一九五○年写道：“我知道这种想法具有的危险性，说是‘英国人设法把我们拖进了战争’。因此、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它应该归属的地方，也就是交到总统手里。”他还坚持：“我们直到目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十点照会’，这个照会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和有关政府的愿望，而且的确还超过了我们敢于要求的一切。”使人感兴趣的还有，他声称英国政府必须依靠美国人送来的“魔术”小组截获文件，这些文件“是向我们转述的，但是必然要延误时间——有的时候要迟两三天——我们才能收到。所以我们并不是随时都知道总统或赫尔先生知道的全部情况。我倒不是埋怨这件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亨利·摩根索来到总统的卧室时，总统究竟知道多少情况则是一件大可猜测的事。罗斯福显然刚刚收到了某些使他大为震惊的消息，因为“他不曾动过他的咖啡。当科德尔·赫尔来到时，他面前放着脑鲱鱼，正要开始吃鱼。他同赫尔说着话，一西试着用餐，不过等到他讲完了话，饭菜已经凉了，他并没有吃。”罗斯福显然答应过赫尔，他将会见中国大使和宋子文，“使他们冷静下来”。
亨利·史汀生的日记表明，是他那天上午打的电话使总统感到极为惊愕。陆军部长说到前一天的下午他怎样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开完后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军事情报局（G…2）负责人的一份文件已经送到。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有五个师从山东和山西来到上海，从上海登船——有三、四十艘或五十艘船——有人在台湾以南看到这些船。我立即找到赫尔，告诉他这件事，并且把G…2 文件的抄本送去给他和总统。”
总统据说是没有收到他送的抄本。但是史汀生第二天早晨打电话问他“是否已经收到我头一天晚上送去的文件，是关于日本人从上海南下去印度支那开始新的远征时，他怒不可遏——可以说是跳到半空中去了——他说，他没有见到文件，又说这件事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这是日本人没有诚意的证据，他们一面谈判全面休战——全面撤军——一面却又派这支远征军南下到印度支那。我对他说，这件事实是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