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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总统虽然本人就是个老中国通，并且同样决心“维护国际生活的基本道德准则”，但担心实行制裁会导致战争。总统认为，史汀生提出的禁运石油和禁止通商的建议，就象是“用针刺老虎”。他担心他的国务卿“更象个勇士而不是个外交官”。由于“美国从来就不打算使用武力维护各国间的和平”，胡佛没有采取制裁行动，也不愿支持英国和法国通过国际联盟对侵略者施加压力，但尽管如此，陆军部长赫尔利还是争辩说，日本只懂得武力。满洲危机不得不靠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唯一合乎道德规范的公约”。但是，总统还是认识到，美国必须寻找一种办法来履行它的条约义务，恰如其分地对日本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到了十二月，胡佛和史汀生断定，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出路，是宣布邀请国联同美国一起拒绝承认“侵略的产物”。这种立场的弱点不言自明，而胡佛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不承认不一定会制止侵略，但承认就等于是无保留地认可侵略。”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国带头采取了行动——公布了史汀生的“不承认”照会，宣称九国公约中的关于尊重中华民国领土完整的条款对各签字国均具有约束力，满洲问题的解决，如不严格符合该条款，不得予以承认。这项照会送交了中国和日本，胡佛认为它将是本世纪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文件之一。英国随后也发表了一项类似的声明。（使美国国务院感到大为恼火的是，英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的领土完整，在东京看来，这是伦敦默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
一月二十八日，美国的这种道义姿态和外交恐吓受到有力的挑战——日本帝国海军向上海派遣了一支舰队。史汀生要出动亚洲舰队，“以使局势达到心理上的稳定”。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美国是不可能这样炫耀武力的，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它不准备卷入纠纷，因为它在新加坡的舰队基地尚不完善。在太平洋舰队于二月中举行演习之后，总统甚至决不同意让它继续驻扎在夏威夷，作为吓唬日本的一根“大棒”。二月二十三日，在国际联盟正式支持“不承认主义”却只导致日本发动新侵略五天之后，史汀生作出了反应，发表了给参议员威廉·博拉的公开信。公开信只不过重申了美国的立场，暗示太平洋可能重新出现海军竞赛。照国务卿的说法，他这样做为的是“鼓励中国，启迪美国公众，勉励国联，激励英国和警告日本”。
不幸的是，这封公开信即使达到了其中的任何目的，也没有能遏制住日本。道义上的谴责，虽然满足了象胡佛这样的品格高尚的美国人的愿望，即谴责侵略而又不冒制止侵略的风险，但是，正象预言的那样，这对东京几乎不起作用。十二月，若槻礼次郎在陆军的压力下垮台，继任的犬养毅新内阁犹如走在不稳定的钢索上。在天皇的鼓励下，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首相，希望以鼓励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来安抚军方。他认为，通过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就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用不着同九国公约彻底决裂。但是，关东军没有等待东京，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宣布满洲国傀儡政府独立，虽然日本最后于五月从上海撤军，蒋介石在美国的鼓励下中断了谈判。犬养毅的外交失败，招致樱会的一批狂热的陆军军官在五月发动政变，大养毅被谋杀，三井财团首脑、大财阀团琢磨也遭杀害。这起政变案的引起轰动的审判得到公众广泛支持，叛乱分子上诉天皇，呼吁天皇进行干预，废黜西方式的政治家和工业家，恢复昭和时代传统的举国和睦，结果叛乱分子被从轻判刑。鉴于这种新的民族情绪，最后一位元老、贵族西园寺建议天皇任命一个以海军人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的”内阁。斋藤实内阁后来承认了“满洲国”，这表明在“刺杀内阁人员”的威吓下，稳健派政治家不断退让，军国主义分子占据了优势。
一九三二年夏季，在日本采取行动巩固它对满洲的控制的时候，史汀生一再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洛格公约。国联响应他的呼吁，派遣以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满洲局势。满洲现在已成了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卫星国，甚至以李顿勋爵为首的国联委员会在满洲进行实地调查的时候，日本人也并不想掩盖他们加强对满洲的控制。史汀生再次重申，美国呼吁“全世界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支持凯格格公约并谴责侵略。但是，日本九月正式承认满洲一事，暴露了这种“国际亲吻”的实际目的——这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一种激励，当时他们也使意大利和德国走上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法西斯国家可能走上向外扩张掠夺的道路，而民主国家却只顾在国内克服经济萧条的影响。
在英国和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队伍加长了，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灾难，两国都大幅度削减武装部队的预算。由于美国舆论以孤立主义情绪寻求安慰，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越来越担心英美在远东的势力日益削弱，他们开始敦促政府在中国同日本和解而不要对抗。另一个办法是加速实施加强英国驻新加坡军事力量的计划，而这个耗费巨资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正如一九三二年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所告诫的那样：“使英国在那里长期处于无防御状态是极其愚蠢的。”这样，英国的作战计划几乎是一项临时拼凑的草案，它要求在日军发动进攻之前，把驻上海和无津的英军撤去保卫香港。香港已经成了英国的商业中心，英国希望能用潜艇保卫住这块皇家殖民地，直到本国海域的作战舰队驶抵新加坡。但是，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航程至少需要四十二天的时间——同美国派舰队到马尼拉的桔色作战计划一样，这项计划几乎也没有考虑到战列舰远涉重洋的损耗和日军攻势的迅猛。
胡佛总统受到在满洲的日军的公然蔑视，在谋求连任的时候又遭到美国选民的摒弃，他希望在他离任的时候，国联会有力地支持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李顿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提出的报告，远没有象华盛顿所期望的那样彻底谴责日本。但是，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足以使日本退出国联，何况当时关东军已朝西南打进热河省，迸逼北京。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毫无约束。
美国始终只在字面上支持国联及本国外交官制订的条约，当这个国际大家庭要维护和加强和平所依赖的这个脆弱的组织时，它显得多么无力和无助。这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从东京告诫说：“军方本身和公众都在借军事宣传准备打仗，而不是向西方的道义上的或其他的压力屈服。”他预言，如果继续奉行不承认主义，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或决心强迫日本接受，那将“意味着总有一方终将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忍受耻辱”。
这是一个接受得了的和及时的警告。但即将上台的民虫党政府却把这种要求对远东政策采取现实态度的呼吁当成耳边风。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亘市，他将继续奉行胡佛的对华政策，以“维护国际条约的神圣性”。罗斯福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履行他许诺的新政，以挽救美国的经济不致于崩溃，他知道，到要对付日本侵略的时候，除了继续把道义置于利害得失之上外，没有别的办法。罗斯福不可能同日本和解，因为他的德拉诺家族祖先的缘故，他对中国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但是，跟胡佛一样，他也不准备鼓动对日本实行制裁，或在太平洋炫耀军事力量。三月七日，他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告诫阁员们“避免同日本开战”。
道义而不是现实继续起着支配作用，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所存在的危险的矛盾。由于美国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制止日本扩张，英国开始转而采取迁就日本的绥靖政策，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以霍恩贝克①为首的“中国通”同样决定不让“开放门户”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而关闭。
① Stan1ey Kuhl Hornbeck（1883—1906），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著有《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等书。——译者
他们将发现，要想使门户保持开放，光伸张道义是不够的。反对改变现状的强硬派发现国务卿是个心甘情愿的支持者。科德尔。赫尔原是田纳西州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国务卿，与其说是因为总统认为只有一位比较明智、比较有经验的育识之士才能解开美国远东政策的死结，不如说是因为他在南方的民主党人中间享有崇高声望。
赫尔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既天真且盲目，他把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一个过份简单的贸易障碍问题。这种观点同国务院里的一些人的尝试是相抵触的。由于远东危机连续几年不断恶化，美国在处理远东问题时的选择余地很小，国务院的这些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比亨培克灵活。美国可以对日本采取胡佛一直不愿冒险采取的强硬立场，或者象格鲁在致新总统的信中所说的那样，“逐步体面地但从长远来说也许不是效果更小地撤退，容许我们的条约权利遭到废弃，开放的门户被关闭，我们的既得经济利益遭到破坏”。到一九三○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