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了庞大的精锐部队，也不加强“中国派遣军”，但惧于苏军战力又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形成“中国派遣军”兵力不足、关东军极为强大又无用武之地的怪事，战略上至为失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精锐大部调往“南方军”，陆续被歼。“中国派遣军”不但兵力不足（1939年达到85万人的高峰，此后常年保持在60万人左右，1944年又逐渐加强，但战略重心已转移），而且精锐陆续调往关东军和南方军，质量也大为下降，只能确保城市、交通线等要地。中国派遣军只有一个军是“攻击军”，长期担负有进攻任务，那就是驻守武汉周围的第11军。该军长期保留有7 个师团，面对周围中国军队上百个师，采取“短切突击”战术，重在打击中国军队有生力量，而不以夺取、确保城市为主。先说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日军均出动10万人，作战计划中早有夺取长沙后主动放弃的企图。第一次攻占长沙后放弃，国民黨即宣布收复长沙的“大捷”，其实这场战役日军仅阵亡880 人，国民黨军如要夺取日军坚守的长沙，非要毙伤数万日军不可。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主要目的在于寻歼国民黨军王牌主力74军，重创74军后日军即退回，国民黨军伤亡超过10万，10倍以上于日军，居然宣布“第二次长沙大捷”。此次战役中陈诚以为日军主力投入长沙，宜昌空虚，遂集中6 战区16个师攻打宜昌，也对付不了日军坚守的第13师团。 相反，当日军攻占某城市后按计划放弃，返回途中又接上级命令确保该城时，就能立即返回夺取之，从而使刚刚宣布收复某城“大捷”的国民黨自打嘴巴。日军第一次夺取宜昌后，按原计划放弃返回，因中国派遣军为威胁我大后方又决定确保宜昌，日军又立即返回重新夺占，国民黨军望风而逃。1943年日军夺取常德后返回，途中接到大本营命令：常德附近为中国持久抗战倚赖的粮仓，必须确保。攻城日军又立即返回，重占常德。这还不清楚吗！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 号作战，一直攻到贵州独山，此时日军因太平洋上美军攻势猛烈，在中国的大战略全盘变化，决定中国派遣军全线收缩，集中于两个重点：北方和东部沿海。此时日军在我国有四大集团，即武汉和湘桂的第6 方面军，广州的23军，上海、华东的13军，和华北方面军。华北方面军有两大任务，即在北部防范苏军进攻，在山东沿海防美军登陆（日军当时估计美军将在山东半岛投入空降师）。广州的23军以龙洞为核心阵地，死守拖住登陆美军；华东的13军为反美军登陆重点，为此决定第6 方面军全面放弃占领区，移师华东准备决战。为此，第6 方面军逐渐从湘桂撤退，国民黨军随后逐步收复南宁、桂林。如不是日本投降，国民黨军势必会大肆吹嘘其收复衡阳、长沙、武汉的“大捷”。 敌后战场游击队唯一夺取的中等城市是张家口，但已是日本宣布投降时的事了。1943 年军队开始大反攻，收复大片国土和县城，但我们只要留意其战果，就发现消灭的绝大部分是伪军，日军极少。这一是因为日军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 号作战，从华北抽调了大量兵力；二是上述日本战略重心变化，华北方面军主力向北和山东集中。 随便胡扯一大堆，在抗战胜利日难免使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不快，但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真正面对我们现在和将来的敌人。当年4 亿民众难奈60万侵华日军何、“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悲剧，但愿不要重演！
作品相关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一）
提要：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是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须要澄清。1，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2，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 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4，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5，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6，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1949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党政府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 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 或谓： “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 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 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一个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东北易帜后暂时缓行。至1931年2月26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12月22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1930年1月30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 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加入自己一方。张学良更藉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9月18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1930年11月14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