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第77部分

李自强的这本《我的一生》没有出版，他写好后寄给了我的母亲，他们当时同在一个社教工作队。李自强写道：又兰大姐，这是一本小人物的自述……云云。当然，我没有亲历不敢断下结论，别人讲得不排除是些局部现象。但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中写到，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1114页、1115页、1125页、1127页）

父亲的社教工作点选在扬州地区。说到扬州，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把个扬州城变成了繁花似锦、温柔富贵之乡。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历代商贾店家、梨园子弟、墨客骚人、青楼粉黛，如过江之鲫，千帆竞会，觥筹交错，一掷千金。但就在扬州城外几十里路的乡下又是什么样的呢？

苏北的农村实在是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了呢？还是李自强说：许多人连裤子都穿不上。男人们用块布围在腰上，到了插秧季节，男的下田整个不穿衣裳。妇女出门总要带把伞，田里车水的男人都是精屁郎当的，好遮挡一下啊！整个镇上只有一家供销社，根本就没有商业。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草房，东倒西歪的；吃的都是山芋杂谷。没钱娶老婆，只好兄弟俩合一个女人，像这样的人家一个生产队总有个把两户。

方巷或许会比句容好一些，毕竟是平原嘛。但它的贫穷也是超乎了这些北京来的干部的想像。这地方洪旱灾害不断，农业常年歉收，随处可见人畜同居一屋，吃糠咽菜喝稀粥更是普遍现象。经济的落后，带来的是文化的落后，全村95％的人是文盲，人与人之间除了为鸡毛蒜皮吵嘴打架外，外界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有的人连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生活的大事了。世界有多大，地球是圆的，这些最基本的自然地理知识，对他们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说起来，方巷大队也有14名党员。可人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党员，也不知道大队有这么多党员，只知道有些人是不下地的，整天的是吃喝赌博——以当时“四不清”干部的标准衡量，这里的干部都可称为“四不清”了。人们生活在贫穷和愚昧中。他们从整体上麻木了。

和当时大寨人的战天斗地相映，这，也是中国的农村！

父亲对“四清”的回忆极其概括：“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再问，他只是说：“去看看我那时的讲话，不知道还保留下来了没有。他们搞的那套不行。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觉悟了，才会有出路。”

他们？父亲没有具体讲“他们”指的是谁。

1965年初，也就是父亲下去四清之前，中央的《23条》下来了，即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纠偏的指导性文件。它虽然对1964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更为偏激的论点。

父亲这个人很奇怪，身为高级干部，但很少见他去研读上面颁发的文件，你要和他谈点如何理解文件精神之类的话题，他会很没兴趣的，充其量也就敷衍你几句。要他干事，只要交代任务和目的就行了，怎么干，他有自己的一套主意，对他说方针、办法、经验，说了也白说。这也可能和长期在统帅部机关工作有关，法规、政策都是出自自己的手，看了别人搞的东西，往往嗤之以鼻。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间长了，看到别家搞的文件，甚至是红头文件，也是不屑一顾，什么玩意啊！这帮秀才，就会空谈，哄哄领导可以，连语句都不通。

我看过他在四清工作期间做的报告，上来头一句就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第二句话：“这是毛主席讲的”；第三句话：“要问我怎么个搞法？就是按这句话去办”。什么前10条、后10条、23条的（注：统为中央当时下发的有关四清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不知他看了没有，提都不提。反正在座的都不如他官大，是些省里地市县的干部，面对这个中央来的大首长，大家全给镇住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道理。只有农民从整体上的觉醒，才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根本出路。教育农民，是党在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农村工作的重点。还有什么文件压得过这些呢！

当然，这里指的农民，是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在内的。教育农民，也包括了教育农村基层干部，这就是方巷的做法。他解释说，农民，是一个大概念，是基于党和民众关系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狭义的指务农的人和当村干部的人。这是一个政治原则性问题，否则就会人为地把农民划为两个阶层，扰乱和恶化农村的阶级关系，后果是严重的。他认为，中国农村贫穷的根子不在几个“四不清”干部身上，即使换掉所有的干部，让和他们同样蒙昧的农民替代，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贫穷仍然是贫穷，愚昧仍然是愚昧。

贫穷使人愚昧，愚昧加重贫穷，中国的农村就是在贫穷和愚昧的怪圈中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唯一可行的，就是唤起广大农民兄弟的自主意识，教育他们认识到，人不是猪狗，做人应该有奋斗目标，有奋斗精神，应该有志气，用自己的双手一定能改变家乡的面貌，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共产党不是欺负压迫他们的统治者，而是他们的亲人。我们都来自于他们，我们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

他说：“我们几十年革命战争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怎么都忘记了呢？”

苏北，对他并不陌生。除了抗日战争在苏北外，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在这里组织过农民暴动。1929年冬，经周恩来安排，他离开上海地下党，从江阴北渡长江，来到刚刚组建的红14军，在通如泰地区（南通、如皋、泰州）组织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办夜校、发展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建立红色政权。可惜的是，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主导的时期，红14军，这支刚刚组建的新军，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奉命攻打泰州、南通，威逼扬州、无锡、苏州，进而图谋南京、上海。这种飞蛾扑火式的狂热的革命，最终导致了全军覆灭。

就在他今天站立的这块土地上，35年前，在攻打老虎庄的战斗中，红14军军长何昆就牺牲在他身旁。

父亲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他的军长：

老虎庄，如皋城外围敌人的一个据点。父亲管它叫土围子，像个城堡，四周环绕丈把高的土墙，外面再绕上圈一人多深的水渠。这在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中国农村是相当普遍的。一些恶霸地主，常是勾结官府，自立帮会，招募乡勇团练，对周边农户实行野蛮的、近乎农奴制的封建统治，整个一个《水浒传》里祝家庄、曾头市那些恶霸的翻版。这种在中央政权默许下崛起的地方黑恶势力，自然首先成为革命打击的对象。在今天看来，这种土围子是不堪一击的，一般步兵配属的随伴火炮就可以击穿它。但对当时拿着梭镖、土铳的农民军来说，付出的代价可就是数百上千条生命了。父亲回忆说，当时攻打如皋城有上万农军，拿着铁锹、锄头，点着火把……

这是另话，还是说打老虎庄。由于部队屡攻不下，军长来到前沿观察，苏北有那种稻草垛子，一两个人高。何昆军长对父亲说，你个子高，在下面托住我。但还够不着，于是父亲肩上又托住个警卫员，何昆再站在警卫员肩上，这样从稻草垛子上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土围子里的情况了。何昆军长兴奋地大喊，把机枪给我递上来。用现在的话说，是打他丫庭的！结果，就在打得痛快时，被敌人的狙击手一枪击中。父亲说：“像棵大树一样就掀下来了。”

何昆，又名李维森，父亲年轻时曾真诚爱戴过的上级和战友。他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意志极其刚毅顽强。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他被捕，后逃脱；遂即投入了广州暴动，再次被捕；后又被他越狱逃脱。这次，奉中革军委之命来此组建红14军，在老虎庄，他终没能逃过这一劫。

听说，何昆的遗骨后来被老虎庄的敌人掘了出来，抛在乱葬岗子里。解放后安葬烈士，当地政府还曾找过父亲询问一些细节，后来就是凭这个弹孔比对出何昆头骨的。

何昆以后，红14军由参谋长薛衡竟代理指挥，组织攻打附近的顾高庄。不料遭到增援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侧击，薛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中弹，栽倒河里。这情节也和《水浒传》里打曾头市的描写类似，起义军遭伏击后，晁盖被史文恭一箭射中。薛负伤后还想泅到对岸，但终没有了气力。第二天，当人们找到他时，尸身半浸在水中，双手还紧紧抓住岸边的芦苇，似乎是要挣扎上岸……

第三任军长李超时，红14军覆灭后，被叛徒指认出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设宴亲自劝降，李超时军长搬起桌上的砚台砸向在场的叛徒王益之。（注：时任中共泰兴县委书记）1931年9月19日，他被押到镇江北固山英勇就义。

北固山，头枕波涛，雄峙大江，1400年前梁武帝为它题写“天下第一江山”。上世纪80年代，随父亲重游，从甘露寺到祭江亭，凭栏远眺，我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父亲说《永遇乐》会背吗？我只记得一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父亲用手拍着石栏，断断续续地接着念：“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苏北，“……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一片神鸦社鼓。”停了很久，他突然又跳出一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